正如重力能扭曲光，权力也能扭曲时间。
我所说的“历史性”不是指关于历史意义的学说或理论，也不是指史学实践的模式。相反，我使用弗朗索瓦·阿赫托戈所阐述的术语，来表示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如何连接起来的一系列假设。这些假设可以找到明确的修辞表达，也可以通过文化选择、公共仪式、采用论据或隐喻以及其他比喻性语言来表达自己，这些都是“时间结构的感知形式”，而不是明显的时间范畴。它们可能隐含在为*治行动辩护或反对*治行动的论证形式中。不管它们采取什么形式，文化或体制的历史性都是对“与时间相关的事物的具体解释”。由此可见，这种关系的配置反过来又产生了时间感。它拥有直观的形态或时间景观，这取决于过去哪些部分被认为是近的并与现在密切相关，哪些部分被认为是陌生的和遥远的。
历史的时间转向
时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时间秩序的多样性——不是历史研究中的新主题。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时间不是一种中性的、普遍的物质，在时间的空虚中，一种被称为“历史”的东西展现出来了；相反，时间是一种因循形势发生变化的文化建构，其形状、结构和质地变动不居。这种观点在过去15年推动了一个如此活跃和多样化的研究领域，以至我们可以说历史研究中出现了“时间转向”，一种可与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的语言和文化转向相提并论的重要转向，它是历史学科定期进行自我更新的重要环节之一。
当今历史研究的时间转向可以引用杰出的哲学和理论先例。法国哲学家亨利·贝格松在其年的博士论文中提出，时间作为人类意识的一个维度是非同质的，并且“具有质的多重性”；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奠定了时间社会学作为集体经历和社会建构的基础；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记忆的社会框架》（）中，将涂尔干的见解运用到记忆的社会生产中；两年后，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提出“整个人类意识（此在）的存在和本体论的构成”是“建立在时间性的基础之上”的；二战以来，文学理论家尤其是叙事学家开始对文本的时间结构进行深入研究。
马克·布洛赫是最早反思这些理论潮流对历史写作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在二战期间的经典著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中，用了一个简短的子章节来探讨“历史时间”的问题。布洛赫写道，与自然科学的“人为划分的同质”和抽象时间相比，“历史时间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现实，具有不可逆转的前进动力。它就是孕育历史事件的原生质，是理解这些现象的场域”。它的核心是连续性和“永久变化”之间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布洛赫对历史时间性的思考仍然是碎片化的，但费尔南·布罗代尔、雅克·勒高夫和其他年鉴学派史学家的作品深化和拓展了这些直觉，发展了人们对时间尺度和结构多样性的敏锐认识。在布罗代尔看来，被称为“事件”的短期中断与被定义为“时代”的长期连续性之间的关系，成为历史学家实践的中心问题。勒高夫探索了职业、礼拜和宗教实践的不同时间结构。
马克·布洛赫
这些反思清楚地表明，历史性和时间性相互关联但并不相同。在本书中，我用后一个术语来表示*治行动者对其所经历时间结构的直观感受。如果说历史性植根于对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关系的一系列假设，那么时间性捕捉到的东西较少反思而更加直接，即对时间流动的感受。未来是走向现在还是远离现在？过去是威胁着要侵占现在，还是会逐渐滑向意识的边缘？*治行动的时间框架具有多大的适应性，想象中的时间流动与决策者将其视为“瞬间”的倾向有什么关联性？现在的经历是运动的还是静止的？什么是永恒的，什么不在那些掌权者的脑海里？
时间的现代性
如果说年鉴学派是将历史时间化了的话，那么德国历史学家赖因哈特·科泽勒克则是将时间历史化了。科泽勒克在《过去之未来》这部关于“历史时间的语义学”的精彩论文集中探索了时间意识的历史，创造了一系列微妙的分析工具。他探讨的核心内容是体验和把握时间的方式存在着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他论述了文艺复兴以来时间意识的变化，特别是文化世俗化的进程，这个进程破坏了《圣经》预言对基督教未来观的把握。但他论述的核心是他所说的“鞍型期”——跨越了从年前后到年前后的岁月——见证了西欧时间意识的深刻变化。这种转变是由许多方面构成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体现在事件中，事件发生的频率加快了，与过去的距离感增加了；普遍原则让位于偶然性；过去作为智慧和指导宝库的权威性正在减弱；如“革命”“阶级”“进步”“国家”的关键概念被历史变革的势头所浸透；关于过去的故事、编年史和逸事被融合成某种过程性的、独一无二的、包罗万象的单一整体，即黑格尔提出的，在现代大学人文院系中讲授的“历史”。结果，时间的感觉结构和形态出现了深刻变化：前现代社会的循环式的时间景观让位于所谓的“历史”，被理解为一系列变革的、不可逆转的事件，这些事件被体验为“新事物的不断循环”。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中断、暴力和断裂造成“经验空间”和“期待视域”之间的冲突，这些不和谐成为现代的象征。
在《过去之未来》的开篇文章中，科泽勒克就质问了阿尔布雷希特·阿尔特多费的画——《伊苏斯之战》，这幅画绘制于年，描绘了公元前年亚历山大大帝在伊苏斯之战中战胜波斯人的情景。科泽勒克问道，为什么阿尔特多费把希腊人描绘成今天的德国人，把波斯人描绘成今天的土耳其人？尽管战争的最初发生地在小亚细亚，但为何这幅画把成群结队的人马放置在日耳曼式的、阿尔卑斯山风光的自然景观中，辅之以欧式风格的建筑？为什么画中细节与当时正在发生的奥斯曼帝国围攻维也纳的情形那么相似？在阿尔特多费创作这幅画的年，这场围攻仍在进行中。科泽勒克给出的答案是，对阿尔特多费来说，伊苏斯之战和奥斯曼帝国围攻之间的关系具有预言性和寓言性。正如《但以理书》所记载的先知梦所预见的那样，第一场战斗已经导致了波斯帝国的终结。第二场战斗似乎预示着罗马帝国（即神圣罗马帝国）的终结，它被看作但以理预言所强调的时间表的下一步。这两个事件都存在于预言时间的同一范围之内。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像阿尔特多费那样扭曲时光，把16世纪的土耳其人叠加到古波斯人身上。
《伊苏斯之战》
为了加强与现代时间意识的对比，科泽勒克请来了德国诗人、评论家和学者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作为见证人，他恰好在19世纪20年代欣赏了《伊苏斯之战》，并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施莱格尔称赞阿尔特多费的画作是“骑士时代最伟大的壮举”。科泽勒克将注意力集中在对施莱格尔的观察上，似乎后者与这幅画之间有一段遥远的时间距离。不仅如此，施莱格尔还觉得这幅画属于与自己不同的时代。因此，这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流逝的问题，而是一个时间结构断裂的问题，一个这段时间和前一段时间之间的构造断裂问题。科泽勒克推断，阿尔特多费的时代和施莱格尔的时代之间存在某种间隔，其矛盾的结果是，施莱格尔与阿尔特多费之间的时间间隔似乎比阿尔特多费与亚历山大的事迹之间的间隔更大。换句话说，《伊苏斯之战》体现了一种前现代的、非时间性的时间感，缺乏一种我们所说的历史意识。相比之下，施莱格尔代表了一种将过去视为遥远的、被取代的、本体论上分离的现代时间意识。
科泽勒克的著作对时间性的历史研究的影响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他提出了大胆而新颖的问题，以令人印象深刻的微妙、清晰和深刻的推理揭示了它们的含义。他运用语义变化来追踪意识的时代性突变，这非常关键。他从哲学和文学理论那里借用了分析范畴，并将它们发展为校准变化过程的工具——“期待视域”来自加达默尔和尧斯的接受理论；时间性，一个既表示时间的特质（不断运动、质地）又表示时间存在的条件术语，来自海德格尔；“时间化”，意思是在现代的过去和现在的历史化，源自阿瑟·洛夫乔伊的《存在巨链》；作为现代感性标志的加速度概念早已与尼采联系在一起。但是，如果科泽勒克没有发明这些范畴，他就会“占据、填充和普及它们”，将它们组合起来作为绘制时间秩序变化的工具。它们都属于包罗万象的时间转向研究领域。
更具影响力的是科泽勒克对从前现代到现代时间秩序过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