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大商帮
中国十大商帮具体是广东粤商（分潮汕商帮、广府民系）、山西晋商、安徽徽州徽商、陕西（秦商/关陕商人）、福建闽商（分闽南商帮和闽东商帮）、江西赣商、江苏苏商、浙江（宁波/龙游）浙商、山东鲁商等。
基本介绍
十大商帮也可称：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秦商）、山东商帮、福建商帮(福建商帮、广义包括台湾）、苏州洞庭商帮、广东商帮（潮商、广府、客家）、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潮商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三大商帮。
山西商帮
徽州商帮
陕西商帮
山东商帮
福建商帮
洞庭商帮
广东商帮
江右商帮
龙游商帮
宁波商帮
都说中国历史是一部漫长的封建史，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和农耕经济的主流使得市场经济之花迟迟难以萌发。可事实上，人类社会一直就未曾离开过商人的活动。
据考证，商人(或商业)的商，最初是个原始部落的名字，其部落位于今河南省商丘的南部地区，其部落始祖名叫契。因契跟随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此。契的第十代孙名叫王亥(公元前16世纪)。王亥从事牧业而擅长经商。他的第四代孙子汤灭了夏(公元前年)，又迁都于殷，故商又称殷，而商人仍自称为商。后来，周灭殷以后，周公(姬旦)告诉殷的遗民，要求他们继续经商。而殷商之人善于经商，周朝人便将从事这种行业的人称为商人。
而历史上的商帮大体上崛起于明清时期。在明清之际曾引发了一场“商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相继崛起了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潮商为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三大商帮。
晋商
晋商的兴衰。我对晋商的感观认识来自于张艺谋和巩俐的电视《大红灯笼高高挂》。
电视里的山西乔家大院，是一个原汁原味的明清富商城堡。它的背后，是深厚的晋商文化底蕴。透过乔家大院那古朴的院落、古朴的砖墙、古朴的陈设，气势恢宏的晋商发展史的画面若隐若现地浮现出来……
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在漫长的历史中，晋商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形成了成为能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集团。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代(-年)，至清乾隆(-年)、嘉庆(-年)、道光(-年)时期已发展到鼎盛。特别是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那么，曾经辉煌的“晋商”为何最终走向了衰落？有史学专家分析了晋商的性质，我认为从他们的研究中可以推究出晋商衰落的一些枝蔓。
“综观明清时代的晋商，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三是利润的封建化。”
所谓山西商人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而山西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的结托关系，表现形式很多，如明代扬州盐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关于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封建化，我们知道，山西商人虽然富有，但其资本投向产业却是个别现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
总之，明清晋商资本的运转方式，是与封建地主制经济结构完全协调的，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一个环节，是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这一性质决定了“晋商”随着封建制度在中国的消亡，其落后的封建的经营方式逐渐暴露出与时代的不合拍性。因而，其衰落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徽商
徽商的始末。作为浙江人，对徽商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这不但由于徽杭古道拉近了浙江人与徽商的距离。更由于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原因使徽商、浙商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
徽商与晋商齐名，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商人或商人集团之总称。而不能等同于安徽商人，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嘉靖(-年)以降至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
一代代的徽州人靠贩运盐、茶、山货，经营文房四宝，走出一条日后教科书上才有的贸易路线：东进苏杭无锡常，抢滩芜湖商道，掌控长淮水运口，南达湘、蜀、云、贵、川，往来京、晋、冀、鲁、豫间，远涉西北、东三省。最后，西进赣、湘，沿东南达闽、粤两省，直至扬帆入海与日本进行贸易。此时的徽商达到鼎盛时期，“无徽不成商”开始叫遍天下。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与一门心思做生意的晋商相比，追逐财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因此，尽管徽商把生意做得很大，却做得三心二意。从乾隆到嘉庆十年的70年间，同样在两淮经营盐业，徽商子弟有人通过科举入仕，而晋商仅区区22人。
到19世纪末，当徽商所代表的封建经济没落时，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登陆中国之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很明显，此时只有把大量资金投入实业，实现商业与产业的结合才能获得新生。但“官本位”的徽商却做不到，他们已经没有财力去投资产业了。
潮商
潮商的渊源。“潮商”，是广东省潮汕商帮的简称，是指潮汕地区商人。古代潮商不如晋商、徽商著名，潮商的崛起也是在明以后。大概在明正德年间(~年)私人海外贸易兴起后，潮汕沿海居民开始大规模地投入海上商业冒险活动。到明中后期大批潮汕人以船为伴涌向海潮波涛之中。入清以来红头船便成为潮州商人的象征；清代商人又称红头船商人。
潮商的辉煌时期，还是在近、现代。在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而潮商却伴随着近代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这期间，潮商虽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沉寂，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上一世纪60-70年代崛起于香港及东南亚。涌现出李嘉诚、陈弼臣等一批世界级巨商。
潮商为什么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自古至今地发展并在今天谱写新的辉煌？
事实上，近代潮商发扬了古代潮商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开放的心态。在近代潮商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而正是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许才是潮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
中国明清三大商帮晋商徽商陨落仅存潮商
中国商帮之兴盛可上溯至明、清时期，当时商帮的活动范围已扩及全大陆。而在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阶段，中国出现十大商帮，其中以晋商、徽商、潮商影响力最大。对照起五大新商帮，只有广东商帮依然挺立。
晋商崛起于明朝，清朝乾隆、嘉庆、道光年间达到颠峰。而晋商的事业版图中以金融事业最为强大，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晋商几乎占尽全大陆汇兑业务，所谓“北号南庄”指的就是由晋商控制的南北两大票号、钱庄集团。
徽商与晋商齐名，徽商的渗透力更几乎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明清时期徽商控制长江、淮河水运要道，分布范围更遍及广东、福建、湖南、四川、云贵、山东、河北、北京、东北，甚至远征日本从事商贸活动。“无徽不成商”道尽了当时徽商势力之旺盛。
而潮商指的是广东潮州商帮，潮商真正强大起来已经是近代、现代的事情了。潮商一向是以冒险性格强烈、肯吃苦耐劳著称；潮商也积极向外拓展版图，离乡背井远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打天下。也因为这种开放心态，使得广东商帮在改革开放之后得以迅速发展。
创富秘诀
晋商学而优则贾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历史上，山西商人称为晋帮。晋商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在商界活跃了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完全可以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代(-年)，至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已发展到鼎盛。
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晋商规模如此之大，延绵时间如此之长，经商领域如此之广，靠的是什么?晋帮有自己的经商秘诀：一方面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凝聚本帮商人的向心力;用传统道德规范经商的行为;寻求政治上的靠山，庇护本帮的经商活动。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学而优则贾。据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获得功名后不做官而从商的进士。
点评：晋商学而优则贾理念没有多少文字记载，而是深深隐藏在晋商的心中，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正因为如此，使得晋商的文化程度相对于其他商帮是比较高，他们的经营模式也是最先进的，股份制、资本运作等现代经营方式，已经在他们身上萌芽。我们从晋商的成败，品出了晋商的文化哲理，一个经商世家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这些晋商不仅是商人，也是有学识之人，言传身教，治商有方，并在家族内形成重教之风。
徽商贾而好儒
徽商与晋商齐名，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徽州人都是经商能手，他们善于分析和判断经济形势，在买贱卖贵的不等价交换中牟取厚利，大规模的长途商品贩运是徽商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囤积居奇、特权牟利、牙行制度、高利贷等，也是不少徽商致富的手段。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乡，被誉为儒风独茂，因此徽商大多表现贾而好儒的特点，他们的商业道德观带有浓厚的儒家味。徽商以儒家的诚、信、义的道德说教作为其商业道德的根本，使他们在商界赢得了信誉，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发展，是他们经商成功的奥秘所在。
点评：大凡称之为儒商的人，理所当然是一个睿智的人。在他们身上，既充满优秀传统文化的烙印，又有和时代发展相适应(或超前)的道德水平和文化素质。他们懂得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有驾驭市场变化的能力。他们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于一身，恪守做人第一，经商第二的准则。商人的务实和精明，加之厚重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得他们处处体现着儒家理想人格的魅力。总之，儒商是属于有知识、有道德、有谋略、会赚钱的人。
广商内涵丰富
道光十年，英国议会对曾在中国作过商业贸易的英国商人进行一次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绝大多数在广州进行贸易的人都一致声称，在广州做生意几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更好做。海外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太阳无时不普照粤人社会。
粤商的辉煌时期，还是在近、现代。在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而粤商却伴随着近代广东商品流通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广东商人发迹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二次大战期间，广东商人虽然曾一度沉寂，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上一世纪70年代后崛起于中国南部、香港及东南亚。
点评：近代粤商发扬了古代广东商人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开放的心态。在近代广东商人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而正是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许才是粤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
福商亦盗亦商
福建商帮的兴起，一开始就与封建政府的官方朝贡贸易和禁海政策针锋相对。他们走私进行商业贸易，不能贸易时就进行抢劫，他们具有海盗和商人的双重性格。
内外勾结的贸易方式是福建海商最常见的经商方式，他们广泛联络沿海居民，建立了许多据点，利用据点收购出海货物，囤积国外走私商品，以利销售，他们不仅在海营商，还有许多也是陆地商，水陆两栖，海上贸易也做，陆地贸易也做。明清福建商人，把国内与国外的贸易紧密地结合起来，努力经营，进行多种形式贸易，从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个很有影响的地方商帮。
点评：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福建商帮却在海外南洋、台湾等地开辟出新的商业场地。福建商帮中的许多商人，正是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大无畏地开拓海外市场，终于在福建帮这棵枯树上开出了新枝，使福建商帮的商业精神在海外华人和台湾的福建籍人身上得到延续。
秦商行道多多
在明代的商业界里，山西与陕西商人为了对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邻省之好，互相结合，人们通常把他们合称为西商或是山陕商帮。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势力很大，他们从经营盐业中获得了大量的厚利，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们内部开始分化，陕西盐商与山西盐商分道扬镳，最终陕西盐商到了四川独立发展，在康定一带做“茶马盐”生意，民间称为“蹚古道”，其规模越来越大，这也为陕西商帮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陕西商帮生财的行道较多，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江西商帮相似。陕西商帮是一个综合性的商帮，他们对财富的追求与一般商帮相同：尽可能追逐厚利，如果不行，就退而求其次。陕西商帮以盐商最为著名，经营布业、茶业和皮货业也是陕西商帮盈利的重要途径。
最初在明清时期“走西口”从事跨区贸易的多数是“弃儒经商”的读书人，他们成为影响明清陕西商帮商
业智慧和商业文化的主流群体。“关中多豪杰之士，其起家商贾为权利者，大抵崇孝义，尚节概，有古君子之风”，明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在他的著作中如此表扬过秦商。
很显然，这些来自体制内或者接近体制的文化人，对于陕西商帮最终形成一定的经济组织，是发挥了主要作用的。从遍布全国的多处关中或者“山陕会馆”，就可以大致领略他们在历史上达到的高度组织性。
历史上和今天的主流陕西商人，其出身大致接近，其性格也前赴后继。秦人强悍，“尚气概，先勇力”而“忘死轻生”，这是古今一致的对陕西人的评价。
点评：
善于从各种事件、场合和时间上挖掘商机。
在两千多年前，陕西长安就与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青海、蒙古有着密切的商业联系，发展到明清时，陕商与西藏等地区进行茶叶、马匹交易。悠久的经商历史，使陕西人天生具有一种商业意识。
在市场经济下，现在的陕西人在发掘商机上也丝毫不比前人逊色。90年代初，川菜、粤菜及外地特色食品在西安扎下阵势，不知赚走了西安人多少钱。从吃文化中受到启发，陕西商人隆重地推出了饺子宴，此项目一经推出，使嗜面食的各地食客闻香而来。
山东商帮全民经商
山东商帮是山东人，自然具有山东人的特点：直朴单纯，豪爽诚实。正因为如此，与别的商帮相比，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显得单纯，直截了当。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概括起来，就是长途贩卖和坐地经商的商业经营方式，讲求信用的商品道德以及规范的商业行为。同时，山东商帮里面，主要是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因此大部分是封建性的商人，这也决定了山东商人所走的道路及商业资本的流向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虽然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相对其他商帮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但他们的这些经验和经营方式非常实在，生意做起来踏实。
点评：山东人经商，是好的地区的人要经商，不好的地区的人也要经商。一个省份的人，经商的动机和条件相差甚多，仿佛是中国十大商帮的综合缩影。这在中国是仅见的。
宁波商帮后来居上
宁波商帮是中国商帮中的后起之秀。从它形成之时起，便显露出它的见识不凡和卓尔不群。
宁波商帮，是指宁波府的商人，以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为纽带连接而成的商业集团。是一个盛行于国内和海外的商帮。宁波商人外出经商历史悠久，但大规模经商，并且结成商帮则为时较晚。鸦片战争后，尤其是民国时期，宁波商帮中新一代商业资本家脱颖而出，把商业与金融业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宁波商帮以新兴的近代商人群体的姿态跻身于全国著名商帮之列。他们所经营的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以及保险业，也是名闻遐迩。
点评：宁波商帮形成的时间较晚，但其发展势头却非常之快。他们的活动区域不断拓展，最终形成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的局面。宁波商帮不仅善于开拓活动地域，还善于因时制宜地开拓经营项目。他们的致富之道非常有特点，也非常实用：以传统行业经营安身立命，以支柱行业经营为依托，新兴行业经营为方向，而往往一家经营数业，互为补充，使自己的商业经营在全国商界中居于优势地位。
龙游商帮海纳百川
当徽商、晋商在商场争雄之时，冷不防在浙江中西南部崛起一个颇有影响的龙游商帮。历史上所称的龙游商帮，实际上是衢州府商人集团，其中以龙游县商人人数最多，经商手段最为高明，故冠以龙游商帮。
龙游商帮虽地处偏僻，却有着开放的心态，在观念上也比较新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上，即投资上的敢为天下先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明清时期，许多商人将经营商业所赚得的资金用来购买土地或者经营典当、借贷业，以求有稳定的收入。而龙游商敏锐地意识到，要获得更多的利润，必须转向手工业生产和工矿产业上。他们果断地投入于纸业、矿业的商品生产，或者直接参与商品生产，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给当时封建社会注入了带有雇佣关系的新生产关系。龙游商人还不排斥外地商帮对本乡的渗透，并且相处友善，吸收外地商人于己帮，推进了龙游商帮的发展。
点评：龙游商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是他们良好的经商心态的反映。他们虽然是出自一个偏僻之地，既无官府支持，又无强大的宗族势力作坚强后盾，但他们却能在强手如林的各大商帮中崛起，自立于商帮之林。
苏州洞庭商帮善于审时度势
几乎就在龙游商帮兴起的同时，另一个商帮在中国江苏太湖东、西两山上不知不觉地兴起了---洞庭商帮。
当年范彝财色尽得，泛舟太湖，引起多少人的艳羡。他经商成功，一定给太湖流域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洞庭商帮是在明万历年间才初步形成。
审时度势，把握时机，这是聪明的商人的做法，而洞庭商人就是这样聪明的商帮。洞庭商人没有与徽商、晋商在盐业和典当经营上争夺市场，而是扬长避短，稳中求胜，利用太湖得天独厚的经商条件贩运起米粮和丝绸布匹。他们还不断更新观念，开拓经营新局面，向外部世界发展着。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在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钻天之术，开辟了买办业、银行业、钱庄业等金融实体和丝绸、棉纱等实业。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从事着不同于以往的商业活动，由此，洞庭商帮产生了一批民族资本家，走上了由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发展的道路。
点评：洞庭商人十分讲究具体的经营手段，而这些手段看起来则非常符合现代经商的要求。洞庭商人非常注意市场信息，时常预测行情，在经商过程中，洞庭商人会根据市场行情与商品交换的情况变化而变化自己的经营策略，不拘于成见，只要有利就行。洞庭商人还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比如商人资金和民风特点，因地制宜的采取独特的经营方式。
赣商讲究贾德
江西商人绝大多数是因家境所迫而负贩经商的，因此，小本经营，借贷起家成为他们的特点。他们的经商活动一般是以贩卖本地土特产品为起点，而正是江西商人这些独特的背景，使得江右商帮具有资本分散，小商小贾众多的特点。除少数行业如瓷业比较出众外，其他行业与徽商、晋商等商帮相比经营规模就要显得相形见绌，商业资本的积累也极为有限。当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曾经就这样描述江西布商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另外，江西商人浓厚的传统观念、小农意识也影响到他们的资本投向，只求广度，不求深度。所以，尽管江西商人人数众多，涉及的行业甚广、经营灵活，但往往在竞争中容易丧失市场。
点评：江西商人讲究贾德，注重诚信是江西人质朴、做事认真的性格的一个外在反映，也是江西人头脑中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江西商人还善于揣摩消费者心理，迎合不同主顾的要求。总之，以销售尽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机为原则，这是江西商人发财致富的经验总结。
中国历史上十大商人：
博主按：在过去，中国是一个重农轻商的国度，经商被人们视为“贱业”。古代有“士农工商”四大行业，“商”被排在了最后，甚至有时一提起商人，人们便会想到“无商不奸”、“为富不仁”等贬义词。由于中国古代人们对商业和商人的极度歧视，使商业发展受到了极大阻碍，因而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也一直居于弱势地位，无法与自然经济相抗衡。有趣的是，尽管古代的人们重农轻商，商贾在社会上的地位较低，可是商业仍然是致富最快、极富有魅力的一个行业，以至于每朝每代都会出现几位传奇性的巨贾，他们腰缠万贯、富可敌国。他们所经历的财富故事都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品味、值得思索、值得借鉴、值得发扬的东西。他们这些“商圣”背后都经历了一个个传奇性的财富人生，他们所经历的发家史一定能给我们带来积极的启发和借鉴。商业始祖——王亥慈善商圣——范蠡儒商鼻祖——子贡智慧商祖——白圭营国巨商——吕不韦堪比财神——沈万三第一富翁——伍秉鉴商业巨族——乔致庸红顶商人——胡雪岩一代钱王——王炽Top1商业始祖——王亥：牛车拉出来一个商王朝
王亥（公元前—年），河南商丘人，华夏商人，商品、商业的缔造者，华商始祖、商族先公之一。子姓，又名振，阏伯的六世孙，契之后，冥之长子，商部落族的第七任首领。甲骨卜辞中称为“高祖亥”或“高祖王亥”。王亥不仅帮助父亲冥在治水中立了大功，而且还发明了牛车，开始驯牛，促使农牧业迅速发展，使商部落得以强大。王亥在商丘服牛驯马发展生产，用牛车拉着货物，到外部落去搞交易，开创了华夏商业贸易的先河，久而久之人们就把从事贸易活动的商部落人称为“商人”，把用于交换的物品叫“商品”，把商人从事的职业叫“商业”。开了长途贸易的先河王亥，作为草原部落的游牧民族，他们在频繁迁徙的过程中，逐步掌握了役使畜力的各种方法--夏王朝初年的奚仲创造了世界上第一辆用马牵引的木制车辆。他的先王--相土（生卒年不详，商部落第三任首领），用槽喂、圈养之法饲养马匹，将马戴上马笼头从而驯服了野马，再加上训练，便让马拉车驮物，成为重要的运输方式。从西北草原迁徙到中原地区之后，到了王亥时代，马拉车、运货、作战，根本不够用。那么，可不可以让牛替马拉车？这是王亥琢磨的问题。最终王亥彻底驯服了这种野性十足的庞然大物，进而将它套在华丽的双辕车上，制造了牛车。这便是史书中记载的“王亥服牛”的故事。在王亥的大力推广下，驯牛技术和牛车开始普及，商部落的畜牧业进一步发展起来--商族人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王亥被同族人推崇至极。为解决牛、羊及农产品生产过剩的问题，王亥亲自驾驶牛车载货运输，用帛、黍和粟以及牛、羊跟其他部落以物换物--这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正是王亥开的先河。从那以后，古道上经常可以见到王亥率领部落成员赶着牛车的壮观景象：一辆辆载满布帛、黍和粟的牛车吱呀吱呀地响着，一群群洁白的绵羊咩咩地叫着，一个个袒胸露背的赤脚壮汉“吼吼”地吆喝着--这绵延的牛车队伍一路跋山涉水，风雨兼程，从一个部落奔波到另一个部落……从此，王亥拥有的财富越来越多，他成了当时最富有的部落首领。再次远征的惨遇富有便意味着强大，强大便意味着霸气，霸气便意味着攻击，攻击便意味着伤害。王亥最后一次远行贸易，是到黄河以北的有易部落。帝泄十二年（公元前年），王亥和弟弟王恒一起从商丘出发，载着货物，赶着牛羊，长途跋涉到了河北的有易氏（今河北易水一带）。有易氏的部落首领绵臣见财起歹意，杀害了王亥，赶走了王亥的随行人员，夺走了货和牛羊。王亥的弟弟王恒日夜兼程逃回商丘。王亥之子上甲微非常悲愤，欲为王亥报仇。但由于诸多原因，当时未能立即出兵，4年以后，即帝泄十六年（公元前年），才借助河伯之师，灭了有易氏，杀了绵臣，为父王王亥报了仇。这一胜仗让富足的商族部落进一步扩大了新的势力范围。“商”这个字便是拜赐于他由于王亥开了氏族部落之间长途贩运的先河，在他去世后，商族人沿其传统，利用牛车、马车的便利条件从事部落间的物品交换，以获取财富。搞贩运的人越来越多，渐渐的，就形成了专门从事这行当的职业。外部落的人看到商族人用牛车、马车拉着货物远道而来，进行以物易物的经商活动，感到十分新鲜，就你传我、我传你地吆喝着：“商人来了，商人来了。”其实是“商族人”的意思，时间长了，“商人”的意思就发生了变化，演变成了经商做生意的人，专指经商做买卖之人的统称。“商人”一词一直沿袭至今。而作为最早进行贸易的王亥，便是“商业”的始祖，即商人的祖先，数千年来一直被商人奉若神明。商国的国力快速增长。到了王亥的第七世孙商汤时期，商国的实力已十分雄厚。当时夏朝的最后一个君王桀荒淫无度，终日饮酒作乐，不理朝政，整个国家动荡不安。商汤经过11次征战，终于取代桀灭夏，建立了商朝，并在南亳（河南商丘虞城县谷熟镇）建都。“诚信”、“仁义”。在与各国的交易中，王亥坚持以诚信为本，平等交易。根据史料记载，与商国经常交往的有一个诸侯国叫葛国。葛国是个小国，社会落后，资源贫乏，老百姓所需粮食一直不足。商国一直向葛国提供粮食，平等进行各种交易。有一年葛国遭遇天灾大旱，地里庄稼颗粒无收，老百姓连树皮草根都快吃光了。葛国国君到商国向王亥求援，恳求商国多运送些粮食到葛国，并愿意拿出比原来高出一倍的物品交换。王亥说：“您是商国的老朋友了，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更不能乘人之危敛物”。王亥除了继续以原定的物品与葛国交换粮食外，还多提供了些粮食援助。事后，葛国国君向王亥送书一封，其中写道：“葛国愿与商国世代交好，永结同盟”。王亥“服牛乘马，以为专利。这样就形成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形成农、牧结合的经济，使这个部落很快兴旺起来，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也相应地扩大了。因此，商人与其他部落之间的交换也是比较活跃的。王亥的时候，开始利用牛作为负重的工具，在各部落间进行贸易”。这是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对“相土乘马，王亥服牛”深远意义的高度评价。从简单的以物易物发展到复杂的商品贸易，其漫漫脉络也就在这里找到了源头。王亥经商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华商文化文明播撒天下的进程。Top2慈善商圣——范蠡：功勋、财富，一个都不少
范蠡（公元前—年），字少伯，春秋末年楚国人。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后人尊称“商圣”。曾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兴越，功成身退。北上经商，居陶，号朱公。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自号陶朱公，乃我国儒商之鼻祖。《史记》中载“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经商致富具有很多经商理论，致富后，肯于帮助别人，威名远播。堪称“中华自古商之祖”。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业的楷模。范蠡最后老死在陶地，享年大概88岁，世人称他陶朱公。在范蠡死后，族人将他葬于陶山主峰西麓（今山东省肥城市湖屯镇幽栖寺村），后世的人们来此凭吊他，缅怀他的业绩及人品，汲取他的思想和智慧。弃政从商，名扬四海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这样描述范蠡离开楚国后的后半生的：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范蠡带着家人，泛舟五湖，飘然远引逃到有山有海、有林有田的齐国海畔。为避免身份暴露，他隐姓埋名，自称“鸱夷子皮”（古代用牛皮做的酒器，即“酒囊皮子”）。范蠡在当地购买了一些土地，还亲自饲养贩卖五畜。等有了一定的积蓄之后，就利用天时、地利之便雇人开盐田，搞渔业捕捞，还兼营杂粮等生意。范蠡开始经营当地核桃、木耳、山珍野味、肉类皮毛、粮食药材等土特产，范蠡对收购来的山货开始分门别类进行放置，每种货物还分有等次。根据各地商贾的需求，他先将各类上等货用牲口运往各个要货的地点进行出售，收款后，他再购买食盐、葛麻布衣等各类日用杂货运回到镇上。这样，他不仅解决了当地人日用品缺乏的问题，自己也赚到了钱。范蠡善于捕捉市场信息。他经常跟雇工及当地的百姓、镇上的商贾在一起高谈养畜经，阔论市场行情。他对人温和友善，为人也慷慨大方，遇到天灾人祸时，他总是乐善好施，常开粥场赈济灾民。灾民听说有这么一个大善人，千里之外都赶来投奔他，不久，鸱夷子皮就名扬四海了。范蠡买卖公平，决不会倒卖腐烂变质的货物，不坑害消费者，所以，他的生意能细水长流，他的名声能传遍四方。他就是以这样的行事风格，在齐地种养经商，勤勤恳恳，在与家人的齐心合力之下，很快就积累了高达数十万的财产。齐王听说范蠡搞经济很擅长，又仗义疏财，施善乡梓，是个贤能之人，便力邀范蠡进宫，请他进国都临淄做主持政务的相国。范蠡欣然答应。在任相国期间，他大力发展经济，不仅促进了齐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冲抵灾年对齐国物资短缺的困扰，也奠定了齐国经济与文化繁荣的基础。三年之后，齐国民富国强，而这时，范蠡又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向齐王归还了相印，决定散尽家财再次远走他乡。他说：“官高招怨，财多招忌，这都是惹祸的根苗。人贫我富，人无我有，如果只取不施，为富不仁，钱财再多也无益，还不如趁早放弃！”他把财产分散给知交和那些贫苦的老乡，携家捎带贵重财宝再一次抽身离去。到哪儿就在哪儿成名范蠡举家风餐露宿，辗转来到齐国西南接近宋、卫的陶邑安顿下来。初到陶邑，范蠡自觉逍遥自在，便给自己再次改姓更名为朱公。没过多久，不甘清闲的他又开始考虑治业大计。他的家人对他颇有怨言，说：“人人都想富贵，个个都想发财，你偏偏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富贵，还认为钱财无用，现在没钱了又重提这事，你以为钱财这么好赚啊？”他哈哈一笑，说：“穷富之别，看的是你的心。只要有心，生财之道无处不有。”在陶邑，他又一次重创家业。由于当时本钱不多，他的生意不是很大，就像刚到齐地那样，平日里只做一些当地的粮盐买卖。好在陶邑四通八达，是商贾往来的必经之地，范蠡自然也从这些商家那里找到了很多商业灵感。没过多久，他又在陶邑发家致富了。他富了就爱施舍，施舍不但不要回报，还喜欢帮助穷人一起致富。后来，范蠡又散尽家财，周济那些贫困的同乡老友，为此他还表白说：“其实，在我看来，经商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种乐趣。钱财是身外之物，贪得无厌往往会适得其反。懂得用钱才能得到钱，这也是生财之道！”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薄利多销，无敢居贵。务完物，无息币，财币欲具行如流水。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时势必有盛衰，顺其自然，待机而动。农商兼顾，去末取实，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善治生者，择人而任时。乐善好施，好行其德。
一、把握行情,“人取我予”。范蠡商业经营的最主要目标是“人取我予”,即满足人们生活与生产的需求,这种需求不仅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而且与时令、季节的关系也很密切。他能把握时机,能提供市场最需要的东西,当然就会立于不败之地。二、让货等人,“待乏贸易”。范蠡运用农业丰歉循环论，调节物资，进行“待乏贸易”，具体说，就是“夏则资皮，冬则资緆（细麻布），旱则资舟，则资车，以待乏也。”所谓待乏原则就是让货等人，不要让人等货。要准备别人所没有的或想不到的，这样才能在市场上占据制高点，占据优势。三、诚信经商,“不求暴利”。范蠡经商,不仅善于抓住时机，并且不追求暴利。《史记》记载,范蠡“侯时转物,逐十一之利。”这是非常人性化的主张，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中经商求“诚信”、求“义”的原则。而且薄利多销,不求暴利,细水长流,日积月累,必成大富。这是范蠡成功的秘诀之一。四、因地制宜,多种经营。范蠡搞经济不是盲目出击,而是精心选择地点,充分发挥自然环境的优势,以求最好的经济效益。他离开越国后,来到齐,具有良好的从事生产的条件,为范蠡致富奠定了基础。在齐地,他从事农业和海上经营,到陶后,除了经营农产品还倡导多种经营。他曾向鲁国穷士猗顿传授致富经验:子欲速富,应当饲养五种牲畜。他还提倡养鱼,《齐民要术》记载的《养鱼经》传说就是范蠡所作。五、注重质量,不图侥幸。范蠡和计然提出一套“积著之理”,就是贮存货物的原则。他说:“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重视货物质量,资金要流通,不图侥幸获利。六、埋头苦干,劳动致富。范蠡充分利用齐地的资源和环境,带领全家人艰苦奋斗。他从越国的上将军一变而为普通的劳动者,在官为本的时代,多少人仰慕高官厚禄,而范蠡坦然改变身份,埋头苦干,劳动致富,对传统观念做出了大胆的挑战,仅此一点对后人的启迪是极其深刻的。七、尽散其财,富好行德。范蠡经商思想中最可贵的是“富好行其德”。《史记》记载，范蠡在齐致富后，就曾“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后来经商,“十九年中,三致千金。”但是他把钱又分给贫穷人和远房兄弟，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范蠡富有，凭借的是自己的勤奋和智慧，不搞官商勾结，没有假冒伪劣，他又如此慷慨地回报社会，是中国有记载的最早的慈善家。八、陶朱公商训十二则：能识人：知人善恶，赈目不负；能用人：因财器便，任事可赖；能知机：善贮时宜，不致蚀本；能倡率：躬行以率，观感自生；能整顿：货物整齐，夺人心目；能敏捷：犹豫不决，到老无成；能接纳：礼义相交，顾客者众；能安业：弃旧迎新，商贾大病；能辩论：生财之道，开引其机；能办货：置货不拘，获利必多；能收帐：勤谨不怠，取讨自多；能还帐：多少先后，酌中而行。
功勋、财富，范蠡一个都不少，就连种田、经商也样样能成功。他出身贫寒，为越国称霸中原立下汗马功劳，却不留恋权位，在功成之时，名遂身退；他弃官从商，以治国之策治家，终于成为巨富而名闻天下；他又不贪恋钱财，在巨富之时，19年三致千金。这样的人不愧为“治国衣臣、兵家奇才、华商始祖”。司马迁深为范蠡这种超然物外的境界所折服，故称其为“富好行其德”。Top3儒商鼻祖——子贡：被孔子称为“瑚琏之器”的人
端木赐（公元前—年），复姓端木，字子贡，政治家，外交家，中华儒商之祖，官至鲁、卫两国之相。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孔门十哲之一，春秋末期卫国黎（今河南省鹤壁市浚县）人。他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且列言语科之优异者。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相传，孔子病危时，未赶回。子贡觉得对不起老师，别人守墓三年离去，他在墓旁再守三年，共守六年。《论语》中对其言行记录较多，《史记》对其评价颇高。子贡死于齐国。死后至唐开元二十七年（年）追封其为“黎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年）加封为“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端木子”。端木赐出生于富商贵族，在孔门三千弟子中，他还是“身通六艺”的七十二贤人之一。与众多贤人相比，他之所以学而优则商，不仅因为他出生商业世家，对经商有先天优势，或许还因为他受孔子学说的影响，要在书生明“义”和商人求“利”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之间进行学以致用的实践，他想通过经商来打开学行合一的沟通渠道。他性格活泼，交往甚广，尤其是不安于现状，即便跟老师孔子周游列国，也没有停下经商活动。有一年冬天，当他获知吴国军队将远征北方作战时，便准备往吴国贩运丝棉。他知道，此时的北方正值冰天雪地，御寒丝棉是必备军需，他料定吴王夫差肯定会强征丝棉保证将士顺利远行，如此一来，吴国丝棉必会紧缺，丝棉价自然走高。及时掌握行情，善于把握商机，便有赚大钱的机会。端木赐迅速组织人马，划成若干小组到鲁国各地采购丝棉，然后安排快车运往吴国。果然不出所料，啼冷号寒的吴国百姓很快将丝棉抢购一空。端木赐大赚了一笔。从孔子门下完成学业以后，子贡先是回到卫国当了几年官。不久，就辞官不做，重操旧业，成了一个影响更大的国际贸易商人。子贡所到之处，国君们也都与他行平等的礼节，说明子贡这一介儒商做到了何等显贵的地步。顶着孔门高徒的招牌，他在商业竞争中的软实力和无形资产，也是一般的土财主商人所没有办法比的。子贡所到之处，除了做买卖，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恩师，到处讲孔子的道德风范是多么高尚，孔子的学术思想是多么博大精深。子贡的儒商美誉来自诚信。他虽做买卖，却不忘儒家学说；他家财万贯，却富而不骄、富而有仁。《吕氏春秋》记述了子贡自己出巨资赎回一批鲁国奴隶的善举，可谓千古流芳。他积极牢记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诲，坚持以诚待人、诚信交易。《论语》多处记载子贡与孔子探讨“信”的问题，他深知“信”乃立足之本，没有“信”一切就荡然无存，更遑论发财乎？是“言必信、行必果”使子贡立于不败之地，达到“忆则屡中”、“义利双赢”的最高经商境界。子贡将儒与商结合在一起，很快就做出了一番大事业：从国家的层面上来说，他帮助鲁国解除困境，游说齐、吴、越、晋四国，成功地进行了外交上的斡旋，子贡为了保护鲁国的利益，站在国际关系的高度，充分显示了他作为国际贸易商人的卓越才干，把商业营销技巧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成功挑起了好几个国家的连环战争，改变了春秋后期的国际政治格局。《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子贡益处，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可以这么说，从他开创了中国的儒商这个特殊群体以来，几千年来。还没有人能够在建功立业上，达到他这样登峰造极的程度。当他富比陶朱公时，越王勾践甚至“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史记货殖列传》还载：“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有钱就能使王侯敬畏三分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内儒外商，为富当仁。以仁为本，以和为贵。与时逐而不责于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从善如流，嫉恶如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一、善于学习。在端木赐之前，商人早就存在若干年了，但如何经商，如何做个成功的商人，从来没有贤人做个总结。端木赐拜孔子为师，为以后如何经商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孔子是儒家的鼻祖，精通“六术”，他对经商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义以求利”。他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富与贵是人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端木赐遵循老师的教导，在儒士的明“义”和商人的求“利”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之间打开了沟通的渠道。二、善于沟通。子贡擅长语言表达与沟通，《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说：“子贡利口巧辩，孔子常黜其辩”，连孔子也称“赐敏贤于我”，可见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之强。如此善辩，做买卖、搞宣传、打广告、讨价还价肯定没问题了。跑业务全靠一张嘴，酒香也怕巷子深，商品好再加口才好，宣传好，生意也才能做好。三、了解市场行情。端木赐跟着孔子周游列国时，注意了解各国货物的市场行情，为以后商业做大做强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四、重情重义，讲究诚信。史书记载子贡在终身侍奉孔子的学友子路过世以后，便承担起侍奉孔子的责任来。孔子弟子三千，而子贡有幸成为陪伴老师走完生命旅程的人。可见，他对孔子的真诚。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孔子过世三年之后，守灵的弟子们收拾行囊向子贡行揖礼道别，而子贡则回到灵地，在孔子墓旁搭起茅屋，独居守灵达三年，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要知道孔子推崇的三代之礼，父母过世，守灵也不过三年，而子贡守孝六年，不可谓不重情重义也。他这种重情重义的精神也贯彻到经商之中，坚持“义以求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求价格公道，诚信为先，展示了儒商的大家风范。五、经营有道。子贡擅长预测市场，囤积居奇，坚持人弃我取，贱买贵卖，低入高出的经营策略，加之他能精确地料定市场行情，善于掌握各地的货物差价，及时随着市场供需情况转手而谋取利润，一致富累千金，这就是子贡的“经营诀窍”。六、儒商的精髓：信奉儒家，修升素养，事业有成，内儒外商。子贡儒商精神：以义取利，以利济世，以和为贵，以儒兴商。儒商人格：仁爱立人，见利思义，讲信修睦，乐于施善。儒商生活：博学儒雅，亦文亦商，以商养儒，以儒促商。儒商之道：重守诚信，谋利有度，宽厚圆融，内圣外王。子贡所独有的才能不但使他成为儒商鼻祖，更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通人”，从而达到了亦官亦商，亦儒亦商的最高境界。可以说子贡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官一体的儒商。《论语.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遍看今日富豪，富而无骄尚且少有，富而好礼的更是凤毛麟角，百个当中不知能否有一个。《史记.货殖列传》写道：“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孔子死后，子贡富可与诸侯分庭抗礼，势力不可不谓强大，但他却并未全部自私其财，而是因势利导去宣扬孔子之名、孔子之道以及为此前赴后继、连续不断、不遗余力，凡此种种才真正是后人大可贵、大可敬、大可赞、大可叹、大可表、大可学的地方！
Top4智慧商祖——白圭：“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白圭（公元前—年），名丹，战国时人，出生在东周的都城洛阳，梁（魏）惠王时在魏国为相，期间施展治水才能，解除了魏都城大梁的黄河水患，后因魏政治腐败，游历了中山国和齐国后，弃政从商。《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先秦时商业经营思想家，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其师傅为鬼谷子，相传鬼谷子得一“金书”，鬼谷子将里面的致富之计（“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世无可抵则深隐以待时”）传于白圭。商场如战场，只有随机应变，巧用计谋，方可立于不败之地。在今天激烈的商战中，商界仍以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为经典，奉“治生之祖”白圭为高人。洛阳原是周朝建立的一个军事和政治重镇。周公征服殷人后，为防止亡殷贵族策动遗民重起反叛，便把他们以“顽民”称号统一安置在洛阳，以便加强监督管理。这些所谓的“顽民”不能参与政治活动，因而多数去经商。到了战国时期，经商已经成为洛阳人的重要职业。洛商层出不穷，队伍非常庞大，他们扎堆的做珠宝生意--这是当时最赚钱的行当。白圭没有跟风去做当时最能赚钱的珠宝生意，而是另辟蹊径--从事农副产品的大宗贸易，包括农产品、农村手工业原料和产品等。他的这个经营策略，主要是从李悝的“变法改革”中得到启示：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农副产品的经营将会成为利润丰厚的行业。白圭认为，“欲长钱，取下谷”。“下谷”等生活必需品，虽然利润较低，但是消费弹性小，成交量大，以多取胜，一样可以获取大利。白圭也曾苦心研究过陶朱公和计然之策，总结出一套适应时节变化的经营办法--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言外之意是，当别人不太需要某种货物时，这种货物的价格一定会十分低廉，这是买进的时机；当人们急需某种货物时，其价格一定会上涨，这时就应该卖出。在收获季节或遇到粮食丰收，农民就会大量出售谷物，这时便可大量收购，然后将丝绸、漆器等生活必需品卖给这些比较宽裕的农民；在年景不好或青黄不接时，可以适时出售粮食，同时购进滞销的手工业原料和产品。为更准确地把握市场行情和变化规律，白圭经常深入市场，了解具体情况，所以，他对城乡谷价了如指掌。而实际上，他经商总会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予人实惠。白圭不同于那些囤积居奇、在荒年以储存的粮食牟取暴利的商人。他反对在粮食紧缺时蓄意哄抬物价。他认为“薄利多销，积累长远”才是商人经营的基本原则，那些只注重眼前利益的商人肯定赚不了大钱。比如说，当某些商品积压滞销时，一些奸商会坐待价格贬得更低时才大量购进，而白圭则用比别家高的价格来收购；等市场粮食匮乏时，奸商们又囤积居奇，白圭就以比别家低廉的价格及时销售，以此来满足百姓的需求。白圭的这种经营方法，既保证了自己百姓取得经营的主动权，获得丰厚的利润，又在客观上调节了商品的供求和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个体手工业者以及一般消费者的利益。白圭为民着想，诚信经营，很快就积累了大量财富，一举成名。白圭经商不盲目跟风，不人云亦云，他对市场信息极为重视，反映也极快，一旦出现机遇，就像凶猛的鹰扑向猎物一般果断，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绝不错过任何一次良机。同时，他还能克勤克俭，身体力行，与他的雇工同甘共苦，精心创业，是一个自制力极强的人，他绝不会因为赚了钱就去挥霍浪费。白圭还强调商人要有丰富的知识，同时具备“智”、“勇”、“仁”、“强”等素质，要求既要有姜子牙的谋略，又要有孙子用兵的韬略，更要有商鞅那一套严厉的团队管理制度，否则，经商很难有大成就。就是靠这些经商理论，白圭成为后世商人效法和借鉴的榜样。商人不仅把他奉为祖师爷，宋真宗还封了他“商圣”的称号。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熟取谷，予以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乐观时变，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智”、“勇”、“仁”、“强”，诚信为本。一、预测市场行情。白圭理财思想的中心内容是“乐观时变”，即预测市场行情变化并据以进行理财决策。他提出了“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理财决策思想。这就是“贵上极则反贱”的道理。白圭说的“时变”也包括农业丰歉对商品价格和供求的影响。他认为在凶灾之年，粮食歉收，但其他农副产品未必减产。因此，社会出现丰年粮价比其他农副产品价格相对较低、灾年相对较高的情况。于是，白圭就在丰年买进价格较低的粮食，卖出价格较高的农副产品；在灾年则卖出粮食，买进农副产品。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能预测农业丰歉，而不能等到丰歉已表现出来之后。因此，白圭对预测农业丰歉也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二、决策必须加以贯彻。不可迟疑观望，坐失良机。《史记货殖列传》说白圭“趁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极为生动地描述了他理财决策中雷厉风行的精神。三、要善于用人。怎样才能选好人？他提出了智、勇、仁、强四项要求。这是他的用人标准。他认为，一个好的管理者在与被管理者共事时要“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他已经认识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工作成果同他们的人品、情绪、心理有重大关系。因此，在用人时不主张靠强压和利诱，而是用“同甘共苦”的共事方法在他们内心引起一种“激发动机”。这一思想今天看来仍然非常先进。四、处理好财务关系。白圭对“仁”的解释是“能以取予”，作为大商人，白圭获取利润的胃口是很大的，而利润是从交易对手和帮助自己经商的人身上赚来的。这些都是“取”。但是，光“取”不“予”，就很快会无处可“取”了。他已经认识到，要“予”交易对手一些利益，要“予”帮助自己干活的劳动者一些利益。财务关系改善了，自身的利益才更容易实现。五、要薄利多销。白圭追求大利，但他认为大利不一定要靠经营昂贵商品或靠在交易中卖高价来实现。昂贵的商品非一般人购买力所能及，销量有限；低廉的商品反而是大众必需品，需求量大，照样有利可图。因此，白圭在理财实践中提出“欲长钱，取下谷”的观点。“下谷”是指广大民众消费的谷物，价格低、利润少，但销量大，经营“下谷”同样可以实现比较大的利润。白圭的自成体系的商业经营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直到明清，最大的商帮—徽商还保留了许多两千年前白圭的遗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就曾经高度评价白圭，并说“天下言治生祖白圭”。而白圭又被后世的商人奉为自己行业的祖师爷，他的经营思想，对今天的经营者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值得经营者用心地揣摩研究。白圭“人弃我取”和“知进知守”的理财思想对现代人理财也有指导意义。以至于在现代，“白圭”仍然是财富的代名词。Top5营国巨商——吕不韦：奇货可居，志在谋国的风险投资家
吕不韦（公元前－年），战国末期卫国著名商人，后为秦国丞相，政治家、思想家，卫国濮阳（今河南滑县）人。吕不韦是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的大商人，故里在城南大吕街，他往来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以积累起千金的家产。《史记》中亦有明确记载：“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他以“奇货可居”闻名于世，曾辅佐秦庄襄王登上王位，任秦国相邦十三年，其门客有三千人。出身为商人的吕不韦，他开创了商人从政的历史先河，甚至说他改变了中国历史也不过分。一生最得意的一笔大生意就是：结识秦流亡公子赢异人并资助其回国即位，从而成功实现个人由商从政的历史性转变。作为有史以来的最大投机家，虽然几千年过去了，但他的一生经历，对后人的影响很大；即使到了现代社会，他的权术、公关手段、自我炒作的广告宣传等做法，仍然是比较前卫的，是梦想成功的人士学习的楷模。吕不韦绝对是一个千古奇人，古今中外第一的风险投资商。囤积居奇、贩贱卖贵——赵国巨富战国时代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私营商业日益兴盛，商人十分活跃。此时的赵国，疆域在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以及陕西东北角一带，是各诸侯国的交通要道，在地理上处于六国直接面对强秦的桥头堡，战国的政治风云变幻，使邯郸发展成为各国进行情报活动和合纵连横的重要基地。在这里，各国使节和商贾名人云集，经济比较发达。外交的繁荣和各国使节的聚集吸引了大批来此淘金的商人，于是吕不韦来到了赵国，打算在赵国经商。吕不韦是个精明的商人，他深知经商之道，作为商人，仅仅囤积货物是不行的，必须在适当的时机卖出去，才能获利。吕不韦善于贱进贵出，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他为了自己经商的需要，还与赵国的达官贵人来往密切，不但能抬高自己的身价，还能给自己带来很多做生意的好机会。在邯郸经商不久，就积累起千金的家产。吕不韦经商时特别留心观察商情，分析影响生意的各种因素，以便确保决策准确无误。有一年，他从赵国到卫国去贩运一批木材，发现卫国的高粱长得茎粗穗大，十分茂盛，认为必获丰收。但随手折断几根，发现茎内都有害虫，就立即打消了贩卖木材的念头，立刻在卫国到处抢购高粱。当时卫国人认为新粮丰收在望，遂大量低价出售。结果卫国的高粱接近成熟之际，均被害虫咬死，市场价格暴涨。吕不韦趁机把抢购的高粱高价抛售了，结果发了一大笔财。吕不韦在后来组织其门客撰写的《吕氏春秋》中有这样一句话：“民之情，贵所不足，贱所有余。”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物以稀为贵”。就是说，某个物品供大于求，自然会贬值；而供不应求，则会升值。吕不韦深谙此理，所以他囤积居奇、贩贱卖贵，最终成为赵国巨富。奇货可居——投资营造帝国公元前年，秦国的王孙嬴异人正在赵国当人质。吕不韦经过多方探听，把嬴异人的身世、家庭关系、目前处境等了解得一清二楚。当他见到这位落魄的王孙时，凭他多年的经商经验，一眼便看出：多方寻觅的宝贝就在这里！所以，他不由得脱口而出，留下了一句经商名言：此奇货可居。为了这件事，吕不韦专程回到家中与父亲商量。吕不韦问父亲：“耕田能获几倍的利？”父亲说：“十倍的利。”吕不韦又问：“经营珠玉能赢几倍的利？”父亲说：“百倍的利。”吕不韦再问：“帮助立一国之主，能赢几倍的利？”父亲说：“无数的利。”于是，吕不韦得出结论说：“现在努力耕田，只能保证吃饱穿暖，而帮助立一国之君，得到的好处，可以传之后世。这种有厚利可图的事，何乐而不为呢！”他想到做到，果真将嬴异人当作了商品来投资，以期在帮助嬴异人登上秦国王位后收获“立主定国”所带来的无数倍的高收益。但是，作为商人的吕不韦却有所不知，搞政治绝非如同经商做生意那般简单。在那个专制时代，如果经商失败顶多是倾家荡产，而搞政治失败则会家破人亡，甚至株连九族。因此，虽然吕不韦掌控了一段时间的秦国事业，也捞到了不少财物，但最终还是赔了，而且赔得个干干净净，落了个饮鸩自杀的结局。
敢于冒险，善于投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风险投资带来丰厚回报；助人成功，己也成功；助人贵在雪中送炭；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一、按照需求与供给的关系的来进行商业贸易。吕不韦具有金融货币资本，从事的是投资与贸易商业。用所具有的商业知识，在全国各地了解商品情况，主要是知道那里的产品的热销，那里的产品滞销，产品的称缺性，产品的价格与质量、分销渠道、促销等。用货币资本购买A地价格低廉的产品，把货物运到B地销售出去，赚取差价利润。实际上是按照需求与供给的关系的来进行商业贸易。这一来一往的商业贸易活动为吕不韦积累了大量财富与资本，可用富甲一方来形容。
二、促进产业分工。农业经济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经济，家庭要种粮食，要织布，要盖自己的房子，再加上各个地区生产的物品都不是相同，通过贸易可使每个家庭从事自己最擅长的活动。通过与其它人交易，或者通过贸易商人的中间连接作用，人们可以用较低的成本获得多样化的物品与劳务。商人在贸易中起着承接、中介、交易的作用，不但通过贸易使参与贸易的家庭状况变好，也使商人阶层通过拥有财富资本，从而获得经济地位。
三、以商人阶级的身份挤上了政治舞台。丞相职权不小，典领百官，辅佐皇帝治理国政，无所不统。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公元前年五月，秦庄襄王驾崩。吕不韦的亲生儿子赢政继位，尊吕不韦为“仲父”。权力是一种个人影响他人的能力，由于赢政年幼，实际上秦国的政治权力与影响力都由相国把持。
四、采用联盟、信息控制与印象管理来强化自己的政治权力。第一种策略是结盟，当人们在组织中难以单独依靠权力来影响与左右其它人时，就会形成一个联盟。吕不韦参照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赵国平原君、齐国孟尝君的做法。养食客0多人，形成一种势力不小的联盟。这个非正式的群体为他出谋划策，鞍前马后，立过不少功劳。还组织知识分子著作了《吕氏春秋》。这些行为，为他的政治影响力与地位的巩固起着强化剂的作用。吕不韦在成功中不断成长，成熟，不愧为千古第一奇商。对于经商来讲，吕不韦善于贱进贵出，懂得奇货可居，但是他经商成功后的辉煌和从政失败后的悲惨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这也是他给后人留下的最大遗憾。而他在进行风险投资时的言行，却非常值得后人进行一番品味、思索、借鉴和扬弃。时至今日，吕不韦所说的“奇货可居”，已经成为风险投资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他的气魄之大、信心之强、眼光之远、心计之深、创意之妙、谋划之秘、办法之多、预见之准、收益之丰，都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说他是古今中外第一风险投资商，也一点不为过。他以商业手法投机政治的策划行为也毫无疑问地成为后世风险投资业的鼻祖，是一次绝无仅有的千古尝试，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Top6堪比财神——沈万三：为朱元璋造了半个南京城
沈万三（～年），本名富，字仲荣，世称万三，出生于平江府（苏州）长洲县东蔡村，祖籍湖州路乌程县南浔镇（浙江湖州南浔）。万三者，万户之中三秀，所以又称三秀，作为巨富的别号。
元朝中叶，沈万三的父亲沈祐由湖州路乌程县南浔镇沈家漾迁徙至周庄东垞，后又迁至银子浜。沈万三在致富后把苏州作为重要的经商地，周庄就是因为有了沈万三，才成为江南著名的古镇的。他曾支持过平江（苏州）张士诚的大周政权，张士诚也曾为沈万三树碑立传。曾出资修拓观前街。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不但是周庄受惠于他，南京城的建城，沈万三还有一半的功劳，因为朱元璋的眼红而被逼出资与明朝共同建成了南京城。沈万三助筑都城三分之一，朱元璋封了他两个儿子的官；在南京还建造了“廊庑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有了舒适的住宅；但不久，沈万三被朱元璋发配充军，在云南度过了他的余生。
土地起家。元代至顺年，沈万三的父亲沈佑举家从湖州的南浔迁到了苏州的东垞，即现在的江苏省昆山市周庄镇。在这里，全家人经过十多年的辛勤垦殖，终于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地主，庄田广达一千三百多亩。沈佑去世后，儿子们分了家。兄弟迁居之后，排行老三的沈万三留在了周庄的银子浜，他一方面管理着东垞的庄田，另一方面则开始经营镇上的买卖。他通过买卖、盘剥方式，获得了大量土地。这种土地占有方式以及垦土做法，也是当时元王朝所积极提倡并予以鼓励的。沈万三于是通过经营土地的办法，获得“赀巨万万，田产遍天下”的高额回报。沈万三靠土地起家，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出海通番。元朝统治者鼓励和发展商业，实行轻商税的政策，经商的人增多。至于海外贸易，元王朝实行比唐、宋两朝更为宽松的政策，于是，沈万三便将目光投到了做海内外贸易上。孙迩在《云蕉馆纪谈》中说，沈万三“尝为海贾，奔走徽、池、宁、太、常、镇富豪间，辗转贸易，致金数百万，因以显富”。由此可见，靠土地发家的沈万三，拥有田产数千顷，每年的粮食产量可想而知。沈万三将剩余的粮食贩卖到北方，还贩卖到其他缺粮地区和海外获取效益。同时，沈万三还在宁、镇、常、太、池、徽等地做生意，获得丰厚的回报，家业更加富足。
沈万三贸易对象是高丽、日本和南洋等地。沈万三从周庄白蚬江经大运河由刘家港出港是很方便的，加上江、浙丝绸、茶叶、陶器、工艺品等特产又深受海外欢迎，因而扬帆远行，收获颇丰。我国著名史学家吴晗曾说过，苏州周庄沈万三一家之所以发财，是由于做海外贸易。所以说，经商致富是沈万三“富甲天下”的主要原因。
观前修街。沈万三在海外赚够了钱，一度居住在苏州，发觉城中心的玄妙观四周，每天香客和游客络绎不绝，杂耍艺伶和小摊小贩四处云集，但由于道路狭窄，行人车马经常阻塞。他想，如果在观前营建街市，将道路拓宽，一定是一件好事，既能方便行人车马，又能把建成的店铺租赁给客商，招徕交易。庙宇旁的乐坊，还可以供四面八方的客人前来娱乐。于是他采用了茅山石铺平观前街，与古城小桥流水的风貌十分吻合，相得益彰。建成后，深得百姓们的赞誉。
资助起义，埋下祸根。发达了的沈万三建立了豪宅，过着富裕安逸的生活。当时，张士诚举兵起义，做上了大周国的皇帝。但是，张士诚成立的大周国实在是太小了，只有苏州一带的一些州县。张士诚建立大周之后，也颁布了一系列的新政策，其中受益最大的就是像沈万三这样的富商大贾。因为张士诚心中明白，如果没有这些江南富豪强绅的大力支持，他这个小小的大周王朝也是难以维持下去的。当时，张士诚领兵起义需要大量的财物，作为首富的沈万三是出了不少力的，他带领江南的富商大量地捐钱捐物，资助张士诚起义，从而使张士诚的军队越来越壮大，最终取得了丰硕的战果。沈万三做了三桩让张士诚很是惬意的事情，第一桩，沈万三率领银子浜的船队，多次为张士诚的官兵发放犒赏，从而解决了巨大的军费开支。第二桩，沈万三利用自己从事过海外贸易的航海经验，以实际行动支持张士诚暗中投靠元朝，每年都帮张士诚偷运十多万石粮食到北方元朝的国都。第三桩，沈万三为巩固自己在张士诚眼中的地位，不惜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张士诚做老婆，使张士诚彻底地和自己拴在了同一条船上，因此张士诚也给了老丈人沈万三很多敛财的特权。从此，沈万三便一跃成为海外贸易、房地产、地租、高利贷、丝绸业等方面的大鳄，金银更是多不胜收。此时拥有了巨额资财的沈万三，又开始做起了放贷收利这一资本经营的新项目，使自己富上加富，迅速成为“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的江南第一豪富，人称“江南财神”。
但是，张士诚据城死守，朱元璋派兵屡攻不下，以致朱元璋对江南地方豪绅给张士诚的支持非常嫉恨。也正是因为如此，埋下了朱元璋对苏州城和沈万三秋后算账的伏笔。
南京筑城。年，朱元璋的大军终于灭掉了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等人的军队，开始登基称帝，建立了大明王朝。朱元璋称帝后，他极度憎恨这些为张士诚出力的江南富豪，于是便对江南一带格外加重了税赋，每亩税粮定成了七斗五升。又命苏州的一些富民徙居濠州，同时，还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为官田。朱元璋没收了沈万三的大批田地为官田。
但沈万三是个精明的商人，便主动拍朱元璋的马屁，想以此换得太平。不久，他又发现朱元璋建造城墙面临着严重的资金不足。于是，沈万三突然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上书自请“助筑都城三之一”。为了让朱元璋龙颜大悦，沈万三自然是倾尽了全力。
云南充军。朱元璋想：“当初如果不是你极力支持张士诚，我何苦用得了八个月才攻下苏州城？”于是，朱元璋把沈万三全家发配到了云南。从此，沈万三名下20亿贯家当也就都归了皇帝。沈万三被赶到云南时，他已经是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了。在这富与贫、荣与辱产生巨大反差的一瞬间，他从心理上和身体上都难以接受，江南与云南的生活习性、水土气候的差异实在太大，简直是从天堂跌到了地狱。没过多久，沈万三便支持不住，一命呜呼了。据说，后来他的子孙曾将他的尸骨运回家乡，葬于周庄的银子浜下，总算没有把尸骨落在异处他乡。
勤劳：每件事都要亲力亲为，力不到不为财。诚信：做生意不是一次性的。智慧：大智大勇，独具慧眼。机遇：运气。
沈万三依靠天时、地利、人和取得成功。
一、天时。沈万三生活的年代是在元末明初时期，他经商的黄金时代应该在元朝。元朝统治者，重征服，轻管理，实行“重农商、轻赋税”的政策。所以说，当时的政策是比较宽松的。至于海外贸易，元朝实行比唐宋两朝更为宽松的政策。在这个特定的时期，沈万三具有敏锐的目光，他慧眼独具，从事起商贸活动来。他的经商范围是国内国外双管齐下，在京杭大运河沿岸开设了许多“沈万三商号”，获取巨额利润。同时，他依靠宽松的海外贸易政策，带领船队往返于东南亚各地，把江南的陶器、江西的瓷器、浙江的茶叶、西北的药材以及周庄的土特产咸菜苋运到海外，同时，买回了大量的珍珠、玛瑙、象牙、红木，赚取了巨额差价，迅速暴富起来。
二、地利。沈万三的商贸成功与周庄具有很强的交通优势密不可分。唐宋以来，苏州、松江、湖州、嘉兴、杭州一带，水上交通更加便利。位于娄江尾闾的刘家港是元、明两代最大的漕粮运转基地，海外诸国也把它作为很好的交易市场。周庄坐落在急水江畔，急水江西连白蚬江，可到苏州，东通吴淞江，直达太仓，所以沈家船队可以在周庄急水江浩浩荡荡直达太仓刘家港。有的沿京杭大运河北上经商，有的向东南出海贸易。优越的交通使得沈万三奔行于内地和国外各大商贸城市之间，于是，他的“聚宝盆”里盛满了来自各地的金银财宝。
三、人和。多年的创业使得沈万三拥有了一定的资本，也拥有了一个“企业集团”。他是穷苦人出身，所以具有吃苦耐劳的良好品德，他深知创业难的道理，自然会将他的经商理念传授给手下人，于是就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企业”精神。加之，他借助于姑苏王张士诚的权势，使自己在国内外的商战之中，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沈万三家族的崛起和衰落确实令人嘘唏。沈万三凭借经营上的杰出才华，运用诚信的操守、敏锐的洞察力、机智过人的胆略和变化多端的经营策略，白手起家，打造出了一个超一流的‘企业帝国’。但是，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最终财富给沈氏家族带来了灾难。沈万三一生用钱开路，一掷千金，奢侈无度。从他自己的立场来讲，也许是为了讨好皇帝，好让自己平安地掘取更大的财富。这在张士诚时代他是成功的，的确敛聚了更多的钱财，而在朱元璋时代却失败了，败得家破人亡。究其原因，还是由于沈万三有了钱财就自认为可以藐视一切，错误地认为钱是万能的。
但沈万三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他的勤劳、聪慧、勇抓机遇、敢于创新的品行却是值得后人学习的。同时，沈万三的创业精神也在影响着后人，催人奋进，创造佳绩。
Top7第一富翁——伍秉鉴：19世纪中国的世界首富
伍秉鉴（—年），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年，伍国莹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立了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伍家的事业开始快速崛起。伍秉鉴成为了广州行商的领头人—总商。他借出大量的数目给外国商人(每次百万银元)以交换部分的船只出货。他也是公认的慈善家，捐赠第一个鸦片战争后的一百一十万两赔款的银元。在那个时期，伍秉鉴名声远播，他的肖像仍然在一些和他有过生意来往的美国人建造的官邸悬挂着。
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选，伍秉鉴就是其中之一。又唯独伍秉鉴是以纯粹的商人身份出现，所以伍秉鉴也是人们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