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年，英国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发表了他的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可以这么说，这本书的出版预示着科学时代的到来，那么问题来了：这一年，中国在干什么呢？
这一年是康熙26年，此时的康熙皇帝刚好34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平三藩、收台湾的功业已经完成，两年前的雅克萨围城战又把老毛子打的满地找牙，正是大清朝一帆风顺的时刻。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一年，与康熙皇帝同一时期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的传教士白晋、张诚等五人到达中国，白晋和张诚两位神父被康熙帝留京供职，其他三人则获准前往各省传教。
白晋、张诚进宫向康熙皇帝进献了当时欧洲先进的天文仪器，包括带测高望远镜的四分象限仪、水平仪、天文钟，还有一些数学仪器。据史料记载，康熙皇帝非常喜欢，表现出了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向这些传教士了解仪器的使用方法，并且向他们讨教欧洲的几何学和算数、甚至还有人体解剖学的知识。康熙皇帝的好学和能力给白晋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他的《康熙皇帝传》中写到：因为他本来就对新奇东西感兴趣，所以自从他有了某些欧洲的科学知识之后，就表现出了学习这些科学的强烈欲望。
只可惜，康熙皇帝纵然英明神武，但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他也看不到这些科技知识对国家发展将会起到的巨大作用，他能做到的也就是保持个人对科学的兴趣，他甚至自己动手使用四分象限仪观测太阳子午线的高度，让大臣们惊叹不已。但是，他的这种行为对当时的中国影响微乎其微，到了后世，他的继承者们尤其是乾隆皇帝更是傲慢自大，认为这些都是不值一提的奇技淫巧，更别提认识科技的真正价值了，这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