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一直对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否存在过公社制度产生过质疑，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早在公元初期，就已经产生了农村公社，即日耳曼民族的马尔克。
恩格斯曾作文《马尔克》来引经据典的列举其真实存在过的证据，恩格斯坦言：“支配所有民族的古代历史的自发产生的事实，就是氏族公社制度。”
氏族公社制度，可以说是部落定居后发展的初期形态，凡是公社成员都有共同享用土地的权力，也有耕种的义务。
日耳曼人的马尔克制度即农村公社制度，就是在氏族公社制度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应当诞生于他们从游牧变为定居之后。
恺撒在《高卢战记》中第一次定义了日耳曼民族，并对其民族历史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在恺撒时代来临以前，日耳曼人不懂种植，不爱打渔，更非擅长手工艺，用恺撒的话说：“他们只关心一件事，征服，结束所有的抵抗。”
同时，恺撒也提到，日耳曼的部落中不存在私有土地，正所谓：“领导者在年末将按照自己的意愿将土地划拨给部落民众及其亲属，满一年，再率领其迁徙到其他地方。”这正是氏族公社制度。
农村公社制度在日耳曼民族中产生，是在其定居以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日耳曼人都没有找到心仪的定居点，他们长久的游荡在日德兰半岛和北海沿岸。当时的人们对其知之甚少，甚至一度认为，日耳曼人就是凯尔特人的分支，或者是凯尔特化的野蛮人。
公元前后，逐水草而居的日耳曼人渐次找到了适宜生存的地方，其分支法兰克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哥特人、勃艮第人都逐步建立起了以本部落为核心的社会圈层。
他们的定居，为农村公社制度的产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紧接着，部落集体耕作的氏族公社制，又变成了以亲缘为纽带的父系大家长制。
日耳曼人的耕作，从原来的部落成员全体参与，变成了亲族们的劳动。
以父系为家长的大家庭公社产生，直接促使了农业公社的出现。
农村公社曾在日耳曼民族中盛极一时，并帮助他在匈人入侵时，得以大规模的迁徙至西罗马帝国境内，并持续了年之久。
农村公社还有它独特的闪光点，即并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按照《萨利克法典》的记载，公社成员分为贵族、自由人和半自由人三种，而奴隶和贱民，不属于其中任何一者。
但半自由人的权力接近自由人，而贱民又接近半自由人。
所以，他们也可以参与到公社的活动中来，享有权力，履行义务。每年分地时，半自由人贱民都能有一席之地，要在规定的时间参与农耕，可以在农闲时放牧和渔猎。
同时，他们也享有一定的*治权利，每次召开村民大会或者法庭开庭时，均能列席参加。
如《萨利克法典》所言：“任何侵害他人的罪过，包括但不限于，损坏他人财物，侵占他人耕地，殴打乃至杀害他人，均要处以罚金。”
但日耳曼人大迁徙前后不久，公社制度乃至公有制，就淡出了日耳曼人的字典。
这是因为，农村公社制度在日耳曼人中的衰败有其必然性。造成这一局面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人的逐利心理。
首先，农村公社可以为个人追逐自我利益提供了温床。
与氏族公社相比，农村公社的生产基础，从整个部落缩小为了大家庭。同时，氏族部落中，除首领外，大多数成员都是平等的。
氏族公社与农业公社相比，前者的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除首领外，大多数人拥有大体相同的权力，尽类似的义务。穷，一样穷；富，一样富，不会出现分化。
但在农村公社中，大家庭以小块土地为基础的生产经营之间的矛盾。
当劳动主体的构成，从所有部落成员分化为一个家族，那么个人逐利的本心也就初露端倪。
家庭成员中，有的人勤奋，有的人懒惰。勤奋的人，自然不想让懒惰的亲族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庭逐步分化成了小家庭。
他们也想拥有自己的土地，可以不用劳自己之筋骨，奉他人之体肤。这一点，使得农村公社必然退出日耳曼的历史舞台。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马克思一语道破天机：“农业公社时期是，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过渡时期。”
当农村公社从农业公社变为邻里公社，个体的独立性得到进一步加强。
《萨利克法典》第59章详细记载了土地是如何因继承制度的变化，而从公有转为私有的经过。日耳曼人大迁徙后的公元6世纪，公社成员拥有了对土地的自主权，他们可以将土地进行出售、租赁乃至馈赠。
此时，公社的土地，成为其成员的私有土地，也就是说，虽然成员名义上属于公社，但其土地为自己所有。
土地良莠不齐，是无可避免的现象，这就导致有的家庭富裕，而有的家庭贫穷。
其次，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农业公社开始逐步瓦解。
在农业公社成形初期，大家族的主人在去世后，是不允许将土地分给女儿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女平等思想逐步兴起，《萨利克法典》痛批传男不传女是愚昧落后的行为。所以，日耳曼民族开始出现了男女子嗣共同继承遗产的现象。
从平权意识上来看，这无异于是巨大的进步。但是对于农村公社制度而言，这并不利于其稳定。因为多一个人分土地，就意味着大家庭逐步向小家庭靠拢。
值得一提的是，好客的日耳曼人，还经常邀请其他民族或其他村庄的人来自己的所住地定居。日耳曼人的移民*策十分友好，只要在此地定居一年，公社就会发放土地，并且对其土地予以保护。
有些日耳曼人也会心血来潮，将遗产转移给不是亲属的人。在家中有儿女的情况下，收养义子或义女，曾一度在日耳曼人之间流行。他们把毫无血缘关系的干儿子或干女儿，看的比亲生的还亲，去世后就把土地和财产传给了外人。
最后，日耳曼人的农村公社随着发展，产生了严重的阶级分化。
日耳曼人之间开始有了穷富之分，《萨利克法典》为这一现象提供了有力的论证。
一些日耳曼自由民，公开签署了放弃共同宣誓义务，放弃遗产权的协议。这是因为他们足够富有，而不需要这些义务，也不需要遗产。
当然，没有人会嫌自己的钱多，这么做主要还是为了不用帮公社家庭其他成员缴纳赎罪金。
赎罪金是日耳曼民族自由人杀害其他自由人时，按照亲近程度的不同，缴纳赎罪金。当杀人者掏空家产而不能偿还足够的金额时，公社家族成员为其缴纳。若想放弃家人帮忙缴纳赎罪金，即可签署一份放弃共同宣誓义务，放弃遗产权的协议。
而且，还有一部分自由人进行抢劫和盗窃等违法行为实现了“财务自由”。
如此一来，财富迅速出现了分化，而小家庭的独立性得以加强，公社成员的构成变得愈发复杂。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纷争，就会有权势的高低，身份的差异。那些先富起来的，成了命贵者。这一点，在赎罪金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罗塔尔敕令》是日耳曼人分支伦巴德人的法典，其中提到：“被杀者亲属，在接受杀人者赔偿时，需考虑受害者的质、个人财富拥有数额、门第品级以及他本人将会如何得到评价。”
伦巴德王国后来直接把自由人分成了两个品级，即上等与下等，而划分的依据并非出身，而是个人的贫富。
同样是遭到杀害，上等自由人与下等自由人的赎罪金相差整整一倍。
法典和国王敕令，无不显示着阶级分化在日耳曼族群中的被承认。
富有者自然不愿意与他人分享自己的财富，而这些法典和国王的命令，也直接体现了日耳曼族群承认了阶级分化。
农村公社是有其积极意义存在的，它破土而出时，以公有与私有的二元性摧枯拉朽般的结束了氏族公有制时代，为国家和完整社会体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虽然看似做到了“人人平等”，但也会导致社会停滞不前，没有突出者能跃上龙头。换言之，虽然氏族公有制不存在阶级，更没有阶级固化，但它本身就是一种阶级固化。不论个人做出怎样的努力，都要与他人分享，这让个人的积极性和进取心大打折扣。
反而是农村公社制度，让个人有了独立性的一面，愿意去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当无数个个体，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时，自然也就拽着社会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