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提比略·格拉古，是盖约·格拉古的兄长。他们的父亲老森普罗尼乌斯是极具影响力的元老，曾两次出任执政官，母亲亦是名门之后，外祖父是在扎马战役中击败汉尼拔的的普布里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即阿非利加征服者“大西庇阿”。
他们的姐姐则嫁给了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中彻底摧毁迦太基的“小西庇阿”。在如此身世背景的影响下，提比略似乎更应对社会变革持保守态度，然而，他却成为了罗马共和国后期社会体制改革的标志性人物，其步入政坛的过程值得推敲。
公元前17年，提比略被任命为执政官盖乌斯·霍斯提利乌斯·曼基努斯军中的财务官参加罗马在努曼提亚的战事，但却不幸被围困。得益于提比略以财务官的身份与敌人签署的和平协议，罗马军队避免了更惨重的损失。然而，回到罗马后，小西庇阿视提比略的妥协为怯懦之举，并说服元老院宣布此和平协议无效。
这大概是提比略·格拉古与元老院，尤其是与小西庇阿之间不和的开始。事实上，在罗马共和国中后期，元老院虽然在面对外敌时能够同仇敌忾，但其内部往往同时存在数个政治团体，这些团体起初以家族为单位，而后不断发展族外势力。各团体间或分或合，政见时常难以统一。
时至公元前2世纪0年代，罗马主要有克劳狄乌斯族与西庇阿族两大政治世家，早先的法比乌斯族此时已经衰落，并被其他政治团体所吸收，而梅特卢斯家族的政治联盟此时正快速发展，他们将在格拉古改革后几十年间的罗马政坛扮演重要角色。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作为政治新人，寻求政治支持对提比略而言尤为重要。
提比略的父亲老森普罗尼乌斯与“大西庇阿”的关系因政见相左而存在嫌隙。因此，虽然提比略的家族与西庇阿族在亲缘上联系密切，但在政治上，提比略选择依靠克劳狄乌斯族政治集团。他迎娶了公元前14年的执政官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普尔喀之女为妻。这一带有政治色彩的联结无疑使提比略获得了克劳狄乌斯族的政治支持。借此支持，提比略参加了公元前1年的保民官选举，并取得成功。
当时，由于近百年来连绵的战事，特别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后，占罗马公民兵源主体的自耕农或死于战火，或因长期征战而流离失所。他们的田地往往被贵族和大地主兼并或以很低廉的价格收购。大量因失去土地而破产的自耕农涌入罗马城，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失去财产和土地的罗马公民同时也失去了参军的资格。由此，罗马军队的兵源逐渐枯竭，公民兵制的基础遭到严重破坏，军队实力也大受打击。针对此般社会积弊，在公元前1年出任保民官之后，提比略旋即开始了他的改革计划。
他颁布森普罗尼乌斯土地法，规定任何人不得占有超过犹格的土地，超出限额的土地将被充公以分配给少地的自耕农。以西庇阿族为首的元老贵族在一开始便强烈反对该法令，大概是因为他们多是大地产的持有者，提比略此举无疑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但提比略的政策在元老院也不乏支持者，阿庇乌斯作为克劳狄乌斯族的领袖，更是与格拉古兄弟一道组成三人委员会，负责审查和重新分配土地。
由于政治上与克劳狄乌斯族亲近，提比略在改革之初并未被视作革命者，而是其元老支持者们的发言人。无论如何，提比略此时与元老院的关系并未彻底激化。单纯的土地改革并不会损害元老院的权威，更不会动摇共和国体制的根本。
因此，即便提比略没收了部分元老贵族的土地，许多元老仍对其政策持保留态度。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提比略的一系列举措使其与元老反对者们的矛盾愈发尖锐。
例如，提比略曾提议，由森都里亚大会处置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三世在公元前1年去世后遗留下的国库。他计划利用这部分资金来维持土地分配工作的开销。然而，在罗马共和国时期，钱币从铸造到分拨的整个过程都是通过财务官管理，由元老院把持。此举显然侵害了传统上元老院对国库的控制权，元老院定然无法接受。
为了在保护其法案免遭元老阶层废除的同时，保证自己不被弹劾，提比略决意争取连任，参加下一年度的保民官选举，但这一行为在当时的罗马并不合法。提比略遂以更加激进的改革方案为报酬，煽动平民拥护自己，这无疑是对元老阶层特权的进一步挑衅。
根据普鲁塔克的论述，有些元老此时认为提比略意在通过重新分配土地扰乱共和国秩序，并利用平民煽动一场全面的社会革命。由此可见，当元老贵族认为提比略的土地改革与共和国的宪政体制相联系的时候，该问题便引起了他们的普遍重视。
资深元老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纳西卡指责提比略有僭越之心，其意图建立暴政的行径是对共和国体制的破坏。此人大概颇有权势，曾任公元前18年的执政官。与此同时，同在卡匹托利努斯山上的选举会场发生骚动，有些支持提比略的民众携带武器，致使大会不得不中止。
纳西卡随即要求斯凯沃拉进行干预，但他拒绝使用暴力，只是保证无论提比略以怎样的手段，其通过的决议都不会生效。纳西卡指责斯凯沃拉的态度是对提比略的纵容。情急之下，纳西卡以拯救祖国为名煽动愤怒的元老随他一同前往会场讨伐谋逆之人。
纳西卡一行朝会场的方向走去，跟随他的元老都将托加裹在手上。根据普鲁塔克的描述，由于会场有人携带武器，其作用大概类似于盾牌为其躯干提供保护，然而路上竟无人阻拦或根本来不及反对他们，更多的人则畏其权势四散奔逃。过程中，纳西卡将托加的褶边置于头上。
这一行为的含义值得推敲，根据传统文献记载，他可能是为了设计类似于头盔的装饰象征战争，影射提比略乃罗马的敌人，也可能是因为事发在卡匹托利努斯山，他认为有必要在众神面前掩饰其卑劣行径。
随着提比略遭到杀害，没有人知道当天在卡匹托利努斯山上具体发生了什么。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纳西卡之父曾担任大祭司多年，他有必要为自己的出格行为寻求合理的解释。
纳西卡制造的此次事件大概是罗马历史上第一次在平民大会上亵渎众神的实例，对于历史学者而言，它首次揭示了隐含在共和国后期宪政体制内的危机。提比略·格拉古的改革作为导火索，深深地撼动了共和国体制的结构。
元老院在应对提比略激进行为的过程中确立了若干原则，这些原则亦开创了共和国历史的先河，相较于保民官们激进的改革尝试，它们往往会对罗马宪政造成更大的破坏。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元老院终极令”，通过这项措施，元老院得以中止法律对特定罗马公民的保障，无须经过审判便可以认定他们为国家公敌将其直接处死，他们亦无申诉的权利。元老贵族视这项非常措施合理合法，他们认为这能使共和国体制免遭威胁，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该措施往往会成为罗马政客无差别镇压政治敌手的工具。
在罗马共和国最后一个世纪的派系斗争中，“元老院终极令”经常得到使用，然而在公元前1年，执政官斯凯沃拉，亦是当时罗马伟大的法学家，自然会拒绝执行此类无视法律的特别措施。
除“元老院终极令”之外，一些学者也在罗马的其他临时程序中寻找纳西卡行为的合法性。“征召”是一种当敌人兵临城下，罗马城面临严重危机时采取的临时措施。具体来说，它规定当职官们不在罗马或拒绝采取行动时，作为罗马公民也可以出于城防的紧急需要而招募士兵。
如果纳西卡是依据这一程序而煽动元老使用暴力，那么他的行为也许是合法的。如前文所述，阿庇安在他的记载中描述了纳西卡可能是象征战争的装束，其目的大概是影射提比略为罗马的敌人。但即便他意图通过各种手段暗示其行为的合法性，这仍旧经不起推敲。
因为“征召”根本不能用来打击其他罗马公民，换句话说，“敌人”的概念并不能用来指代罗马的内部敌人。更有可能的说法是，如此装扮不过是纳西卡的宗教或礼节上的习惯，这与其家族的大祭司背景相称。除此之外，亦有学者认为，纳西卡意图依据古代律法，将提比略作为祭品献给众神，因为他觊觎罗马王位。
这是一种当时存在的对公开处决的解释，但这种仪式性的行为是否说得通有待商榷。更具有说服力的观点是，以纳西卡为首的行凶者违背了保民官人身神圣不可侵犯的法令，故其行为是不可接受的。综上，纳西卡的行为似乎并不合程序，以他为首的元老对提比略及其支持者使用的暴力应是一种残酷的私刑。
提比略死后，虽然改革的步伐中断了，但是他的部分土地改革措施被保留了下来，包括已经完成的土地分配成果。此外，土地委员会也在重组后被保留了下来，并至少在接下来的三到四年内继续发挥效用。与此同时，罗马民众也开始声讨元老院滥用暴力的罪行，要求惩处主使。
面对舆情压力，公元前12年，元老院授意执政官普布里乌斯·波皮利乌斯主持审判，西塞罗表示，斯凯沃拉在审判中为纳西卡做了辩护。但此论述的准确性值得怀疑，因为纳西卡曾拒绝接受斯凯沃拉作为该案的陪审员，这表明二人围绕如何处置提比略的问题怀有持续的敌意。
斯凯沃拉在最初大概支持提比略的改革政策，但由于提比略的激进举措，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在意识到大多数元老都支持纳西卡后，斯凯沃拉可能发表了与之前立场相矛盾的言论，故西塞罗据此认为他是为纳西卡辩护，赞成谋杀提比略。
结言
无论如何，罪魁祸首纳西卡并未得到应有的惩罚，元老贵族仅是以外交出使为名将他荣耀流放到新建的亚细亚行省，令其远离罗马城以保全自身。不仅如此，在遭到流放后，他甚至于同年如其父亲一样当选为罗马的大祭司。诚然，提比略无视元老院特权的行为并非明智之举，他对保民官职位的态度也触怒了多数元老贵族，从而导致一些元老诉诸暴力引发内乱，打破了罗马近年无内乱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