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状白癜风发病要多久才能治愈 https://m.39.net/pf/a_4517283.html在陕西省西安市的东南方，有一座黄土台原，名叫白鹿原。相传周平王在此狩猎时，原上有白鹿游曳，深感天地万物造化之德，所以命名为白鹿原。而在这个灞河与浐河之间平方公里的地域上，有一座庞大的西汉墓葬群“孤独”地长眠于此，这就是至今都没有确定确切位置的汉文帝陵墓——霸陵。
而我们从史料中可以了解到，西汉开国皇帝刘邦，为其子孙后代规划的皇家墓葬区是在地势高阔的咸阳原上。可是为何仅过去三四十年，作为西汉的第三位皇帝汉文帝的陵墓却没有选址在咸阳原，而是相去甚远的白鹿原上？这其中到底有着怎么的故事？为何汉文帝陵墓确切位置在如今的考古界依然是一个谜？也许我们可以从司马迁的《史记》中来寻得一些蛛丝马迹，而从这些蛛丝马迹中，我们来看看在这千里“孤陵”底下，到底埋藏着些什么。
而这一切的开端都得从一个女人说起，一个差点取刘氏天下而代之的女人——吕雉。
1.以不争为争，在狠辣的吕后手中存活下来薄姬，以其道家无为思想，最终成就了刘恒的君王地位。
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既公元前年四月二十五日，崩于长乐宫。此后开始进入吕后时代。尽管吕后称制时期，压着汉惠帝的权力，最终导致其郁郁而终，但是无可否认的一点是吕后的政治觉悟还是很高的，对外国策上没有更改，在面对匈奴冒顿单于的调戏时，没有穷兵黩武地去打匈奴，而是继续沿用娄敬提出的和亲政策，继续让民生凋敝，尚未恢复的西汉王朝韬光养晦。
虽说对外处于“忍”的姿态，但是对内可就不是了。《史记》中《吕太后本纪》记载：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吕后虽一介女流之辈，但她的心狠歹毒手段可见一斑。
高祖在世时，最宠戚夫人，尤其是戚夫人生下龙子后，恩宠更胜以前。
《史记》记载：高祖为汉王，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隐王如意。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
自古以来母以子为贵，可见当时的戚夫人动了原本属于吕后的奶酪，于是让吕后非常不满，可是高祖在位并不能有什么动作，于是只能是忍。等到高祖驾崩，终于出手。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赵王少，不能早起。太后闻其独居，使人持酖饮之。犂明，孝惠还，赵王已死。
以及关于戚夫人下场的记载：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
可见吕后对戚夫人母子是恨之入骨。
吕后之心，不止如此。她想以吕氏取代刘氏而王天下。于是她各种打压刘邦的其他儿子，而分封吕氏子弟，公然违背高祖立下的白马之盟。可见当时吕后一手遮天的本事。但是天下民心依然是归附于高祖，归附于刘氏的。吕后一死，吕氏一族顷刻间瓦解。
司马迁在《孝文帝本纪》中这样写道：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诸吕吕产等欲为乱，以危刘氏，大臣共诛之，谋诏立代王，事在《吕后》语中。
公元前年，一个24岁的年轻人登上了西汉最高权力宝座，开始了他的传奇一生，而这个人就是汉文帝刘恒，中国历史中第一个盛世华章文景之治的开创者。
汉文帝刘恒，原本是一个与大汉王朝命运无关的人。
《孝文帝本纪》开篇这样写道：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陈豨军，定代地，立为赵王，都中都。
被立为赵王时，刘恒年仅八岁。也就是说明，刘恒这一辈子是与西汉王朝的最高宝座无缘。也许正是这份清醒的认识，让刘恒母子逃过了吕后的歹手，得以存活下来。
刘恒的母亲是薄姬，并不受高祖重视。而对于汉文帝刘恒的出生却有着一个戏剧性的历史说法，也许正是这种戏剧性的出生导致其戏剧性的出场吧。
薄姬原是秦末割据诸侯魏豹的妾，只因魏豹反叛汉王而被诛杀，于是薄姬被收入汉王账下。
在《高祖本纪》中记载：三年，魏王豹谒归视亲疾，至即绝河津，反为楚。汉王使郦生说豹，豹不听。汉王遣将军韩信击，大破之，虏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东、太原、上党。
这就是灭魏王豹的过程，当薄姬进入高祖后宫后，并没有得势，而是一年多没有见过高祖的一面。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薄姬在宫中的一年多中，结识了两位好姐妹管夫人和赵子儿，于是三人相约：先贵无相忘。不久，管夫人与赵子儿被高祖宠幸。两人不忘当初誓言，某天在河南宫成皋台服侍高祖时，向高祖陈述实情。高祖怜香惜玉，当天就诏幸了薄姬。
薄姬曰：“昨暮夜妾梦苍龙据吾腹。”高帝曰：“此贵征也，吾为女遂成之。”
这是司马迁记载在《外戚世家》中，关于当晚发生在成皋台中，薄姬与高祖之间的对话。也许有人会想，根据对话内容，是否薄姬一朝飞上枝头做了凤凰呢？而事实却不是这样，尽管薄姬为高祖生下龙子，却不得宠。《外戚世家》中这样描述道：“一幸生男，是为代王，其后薄姬希见高祖”。可见高祖并不重视薄姬，那一晚风流之后，直到高祖驾崩，就很少再见到高祖了。
所以说以代王刘恒这样戏剧性的出生，再加上八岁就被封为代王，直接就封死了他登临皇帝宝座的路，一辈子与帝王宝座无缘。于是母子二人也是乐得自怡得乐，也许正是这份不争不抢的道家心，反而成就了薄姬与刘恒的温和醇爱的名声。
在陈平与周勃等人灭掉诸吕势力之后，开始考虑皇帝人选。由于吕后利欲熏心，从而导致惠帝并无子嗣留下，高祖子嗣也只剩下几个选择，一是高祖长子齐悼惠王的儿子，既高祖嫡长；二是淮南王刘长；三是代王刘恒，高祖中子。从这个排序来看，刘恒是处于弱势的。因为在自周传承下来的嫡长子传承制度下，嫡长孙的优势更大。而这时，一个伟大的母亲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尤其是在刚刚发生吕氏事件后。
就如同孟母三迁的故事一样，孟子的最终成就是取决于其母亲的思想。而文帝刘恒也是如此，尤其是在这场原本与他们无关，甚至他们都不知晓的皇权更替中。
在诸大臣商议谁人能够奉祀西汉宗庙时，司马迁在《吕太后本纪》中是这样记载的：大臣皆曰：‘吕氏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今齐王母加驷，驷均，恶人也，既立齐王，则复为吕氏。’欲立淮南王，以为少，母家又恶。乃曰：‘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
于是就这样，汉文帝，这个西汉伟大的君王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如果从人性的角度再细细分析一下就会明白，在当时的背景下，代王刘恒的入主对于大臣们来说是最好的，也就是说刘恒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吕氏之祸已然危及刘氏天下，虽民心依然向刘氏，但是架不住多个吕氏的祸害，所以新皇帝母族要没有什么背景就是必然的要求。而这既解决了被吕后开启的外戚干权的祸端，又体现了当时肱骨之臣，如陈平周勃等人的私心，既新主弱，就好驾驭。
而不论是诸大臣的心思，还是当时吕氏祸乱的背景，总之在刘恒出任帝王事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薄姬。正是因为薄姬的无为与不争最终成就了汉文帝刘恒的君王地位，成功地由外围入主中央，就像明嘉靖一样，母亲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而终汉文帝一朝，薄氏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汉文帝的生前，还有死后，而这我们可以从汉文帝陵墓霸陵中可以看出。
2.“千里孤陵”的霸陵下，埋葬着汉文帝刘恒对母亲薄太后虔诚的孝。
文帝刘恒从出生以来，就与母亲薄氏相依为命，所以薄氏对他的影响非常大。也许正因为母亲薄氏的经历，导致刘恒在任代王时期与汉室宗亲之间始终保持着距离。我们可以从文帝陵墓选址白鹿原上而不是咸阳原上可以看出一二。
众所周知，吕后是高祖的正统皇后，所以在咸阳原上的长陵中，后陵中必然埋葬着吕后。而当文帝继位大统以后，薄氏就是太后了，这就是母以子为贵。那么一心向孝的文帝就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薄氏百年之后该藏在哪里？长陵中后位已被吕氏占据，他必然不想薄氏死后还要受到吕氏的压制，所以另选陵墓地址显然是很有必要了。
而人们一直认为西汉帝陵的排布深受昭穆制度的影响。昭穆制度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宗庙制度。一个王朝的历代君主在宗庙中是有着严格的排位的，而如何排位就是按照昭穆制度来施行的。既始祖居中，其下一次从左到右排列，父居左为昭，子居右为中穆。而当时文帝刘恒与惠帝刘盈同为高祖之子，在咸阳原上的皇家陵墓区，作为子穆位的右边已被汉惠帝的安陵所占领，而刘恒该何去何从呢？
而这与他想要远离汉室宗亲的想法不谋而合，同时有着这样的理由，朝堂上就不会有反对的声音。毕竟在刘恒心中并没有什么父爱的概念。而在这件事上，文帝心中的对于母亲薄氏虔诚的孝心只能默默地深埋心底，因为对于母亲的孝还不足以颠覆祖宗的制度，而能够颠覆祖宗制度的只有同样是祖宗制度的制度。所以文帝在这里大做文章，最终将陵墓修建于白鹿原上，远离汉室皇家陵园，也就远离了汉室宗亲，就像一个赌气的孩子离家不肯回家一样。
《荀子·礼论》中：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既事死如事生，而这在每个君王修建陵墓时体现得淋漓尽致。不论哪个朝代，皇帝登基后第一年，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修建陵墓，而汉文帝也不例外。这也就说明文帝很早就考虑过薄氏百年后归葬的问题，从侧面来说也是一种孝道的体现。
而文帝作为中国历史上关键帝王之一，其成就是无可非议的。正如周曰成康，汉云文景，这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作为一个唯一上榜《二十四孝》的皇帝，且排名第二。文帝一生践行孝道，不论是对其母亲，还是对苍生，都可以说是孝感动天。据说薄氏经常生病，一次生病三年，文帝刘恒非常着急，经常守在母亲床边，且亲自为薄氏煎药，煎药完后亲自尝药，看要苦不苦，烫不烫，等到温度刚好才会给薄氏喝。正是这三年日复一日的坚守，薄氏的病好了，而文帝的美名也传天下。
据《孝文帝本纪》记载，在汉文帝十四年冬天，匈奴侵扰边境，文帝准备亲征，大臣规劝，依然无法改变文帝的决心，最终薄太后说话，让文帝打消了亲征的念头。而这也侧面说明了文帝的对薄太后的孝心。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特意记载这样一个故事：
五月，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徙系长安。太仓公无男，有女五人。太仓公将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缇萦自伤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原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乃下诏曰：“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僇，而民不犯。何则？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文帝推己及人，感动于绨萦的孝心，从而激发心中的仁义，废除了肉刑，传为美谈。如果没有所谓的“感同身受”，何来文帝的“怜悲其意”呢？
这些都还只是文帝一生中对于母亲薄氏孝意体现的一部分，很多都不见于史籍，只因为汉文帝实在是太低调了。以仁孝治国，却不专美于人前。
我们再回到霸陵选址来看，纵然是文帝不想薄太后百年之后受到吕后的压制，其实也是不想让别人打扰到他们母子的安宁，同时也在寓意着对高祖以及汉室的不满。既文帝继宗庙是为了大义，并不代表就认同高祖对于母亲以及他的冷漠是合理的，霸陵选址于与咸阳原相距很远的白鹿原，是在向高祖和刘氏宗亲说明：我汉文帝刘恒生前不依靠你刘邦，死后依旧不会依赖于你刘氏，从一开始我们母子二人相依为命，死后依然一样。生前不得已做了皇帝，既然做了，一定尽心尽力治理国家，但是百年之后，想回到从前在代国一样的生活。
也许这其中包含着对命运的无奈，亦或是对汉室，尤其是高祖的不忿吧，一生孝顺，死后想做一回叛逆的孩子吧。但是无可否认的是，汉文帝对于母亲薄太后的爱，是深沉且虔诚的。从《史记》与《汉书》的相关记载来看，不敢说文帝把薄太后的话奉为圭臬，但一定是极为听话的。从前面匈奴侵扰边境，文帝想御驾亲征事件可以看出一二来。
尽管文帝对于薄太后孝敬有加，但是作为一个帝王来说，对母亲个人的孝，只是“小孝”，这还不够，还要对天下所有百姓的孝，而这就是“大孝”，是为“仁”。
3.“千里孤陵”的霸陵中，埋藏着文帝的“大孝”，既对天下百姓纯粹的“仁”心。
汉文帝终其一生，都极为节俭，不敢以一己之私而连累天下百姓，而且非常重视农本，注重轻徭薄赋的执政理念的推行，这些都深得史学家的赞扬。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綈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中的一切用度都没有什么增加。而他本人经常穿着质地粗厚的丝制衣服，就算是最宠爱的慎夫人，其衣服不能拖地，帷帐不准秀文案，非常简朴。而这不是文帝的政治作秀，而是真正的身体力行。
正如上面所说的那个故事一样，文帝深深明白作为一个帝王，不应该有太多太大的欲望，否则会使得百姓生活困苦，但凡有想建造的东西，文帝必然会先做一个预算，如果预算过高，就不再进行下去，而这就是一颗帝王人心。
《孝文帝本纪》中记载：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上曰：“朕闻之，天生蒸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菑，以诫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见于天，菑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讬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饬其任职，务省繇费以便民。朕既不能远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未息。今纵不能罢边屯戍，而又饬兵厚卫，其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馀皆以给传置。”
文帝时时刻刻记着民生劳苦，不敢加重他们的负担，相反，他想方设法的减轻百姓的负担，正如他所推行的轻徭薄赋的执政理念一样，言行一致，知行合一。
公元前年和公元前年，文帝两次减免佃租税之半，并且将农民土地税削减为之前的三十分之一，算赋也从每人每年钱，减到40钱。与此同时，他还开创历代徭役的先河，将成年男子的徭役削减至每三年一次。这些措施大大地增加了当时农民的收入，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正是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华章——文景之治。
在《史记》中，司马迁这样说了一句：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
可见文帝的大爱无疆，仁者圣人般躬亲力行，生前不敢让百姓劳苦，死后亦不愿拖累他们。在他的遗诏中，推行薄葬，这与他奉行一生的节俭理念有关。同时霸陵也是中国第一座依山而建的帝陵。
据《史记》记载：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变。同时汉文帝的霸陵是汉代所有帝王陵墓中唯一没有封土的陵墓，这也与他低调节俭的作风有关系。封土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孝文帝禁止封土，不扰百姓。
虽说后世对于霸陵最终是薄葬还是厚葬有着很多争议。但是从史料记载与汉代的逐渐兴盛，可以推测出就算霸陵有着大量的贵重物品，但不见得是文帝本意，这其中有三点原因。
一是在文帝儿子，景帝身上。汉景帝可以明着遵循文帝遗诏进行薄葬，暗地里厚葬。
二是薄太后身上。据《外戚世家》记载：薄太后后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也就是说薄太后可能是厚葬，其贵重器物随之流入霸陵。
三是窦皇后身上。《外戚世家》记载：窦太后后孝景帝六岁建元六年崩，合葬霸陵。遗诏尽以东宫金钱财物赐长公主嫖。可见窦皇后去世时是在汉景帝死后六年，这时已经是汉武帝时期，汉朝积累到了巅峰。而窦太后厚葬可能顺理成章，其贵重事物随窦皇后流入霸陵也未可知。
但是不管是哪种原因，汉文帝遗诏推行薄葬是毋庸置疑的。且他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正如《道德经》所说：夫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而汉文帝这一生都在践行着这道家三宝。在其遗诏中明确规定着从朝廷各级官员到黎明百姓应该怎么做，大大地减少了帝王葬礼的流程以及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正如有诗云：仁孝闻天下，巍巍冠百王。母后三载病，汤药必先偿。汉文帝的一生虽然低调，但是充满传奇。他虽未有如同秦皇汉武般开图扩版丰功伟绩，但至少在我看来，他的功绩不比秦皇汉武差。他以其“仁孝”，开创了历史上第一个盛世，这是一场伟大的践行，只属于汉文帝的盛世。而像后来者汉武帝以及前行者秦始皇这样的“武功盖世”的帝王，说得偏薄一点，尽管能力超强，却也有拾人牙慧之嫌。而汉文帝则不然，这是一种开创，治世的开创。
而霸陵就是最好的证明，作为汉代陵墓唯一没有封土的陵墓，不论是为了防盗，还是为了不劳苦百姓，总之结果是好的。正如太史公评价道：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於今。呜呼，岂不仁哉！
而此时的我们只剩下感叹，感叹于远离咸阳原的霸陵孤独地存在于白鹿原上。而孝文帝心中对于母亲薄太后虔诚的孝以及对天下黎民百姓纯粹的仁，也随之葬下，成为一种“绝响”。尽管他的后代中出现了汉宣帝，一个文治不逊色于他多少的帝王，却是不再拥有如孝文帝这般纯粹的“仁孝”了。而那一段盛世辉煌的时代也只能成为幽谷回响了，却值得让我们用心遥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