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宋仁宗在位期间，宋朝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中唐宋八大家就有六人出自仁宗一朝，而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也是三出其门，当时可谓是四海雍熙，八荒平静，因此被后世誉为“圣明有道唐虞世，日月无私天地春。”史称“仁宗盛治”。
但是，宋朝理学家罗从彦却批评宋仁宗：“若庆历之事，锐之于始，而不救其终。”这里所说的“庆历之事”是指“庆历新政”。公元年，雄心勃勃的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加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让他们全力推行“庆历新政”，看起来，宋仁宗是准备破旧立新，大干一场了。
但令人意外的是，宋仁宗却虎头蛇尾。仅仅过了一年零四个月，他就改变主意，亲自下诏中止了改革，全面恢复旧制，从而使“庆历新政”以“夭折”的方式草草收场。
那么，宋仁宗为什么要推行“庆历新政”？又为何在短时间内出尔反尔，推翻了自己之前的决定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从当时宋朝面临的局势说起。
“庆历新政”前北宋面临的局势：内忧未解，外患又起
宋仁宗时期，在太平盛世的外表之下暗藏危机。其中“三冗”问题虽一直被提及，但从未被解决；而宋军对外屡战屡败的痼疾，又随着宋朝在宋、夏战争中的连续惨败而更显突出；雪上加霜的是，国内又连续发生了多起叛乱起义，大有风雨欲来之势。
“三冗”问题使大宋财政不堪重负“三冗”是指北宋的冗官、冗兵、冗费这三大弊端。由于“三冗”的存在，使北宋的财政不堪重负，只能采取加征赋税的方法来盘剥人民，从而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
冗官
“今天下有定官，无定员”，“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宋祁。
当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后，他吸取了自己通过掌握兵权而上位的教训，用“杯酒释兵权”的方法，解除了功勋们的兵权，并赏赐土地让他们安度余生。当然，这些将领们是吃空饷的，而且他们的子子孙孙都是可以吃饷的。
过了一段时间，赵匡胤又故伎重演，用相同的方法解除了驻外节度们的兵权。当然，节度使们也是可以吃空饷并荫及子孙的。
在官僚制度方面，为了防止权力过于集中，赵匡胤分割了宰相的权力。他将原属于宰相的军政、财政、民事的权力，改由枢密院负责军政、三司使负责财政，而宰相仅负责民政。另外，为了制约宰相、枢密院、三司使的权力，他又设置了参知政事（副宰相）、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这样，官员在数量上一下子就增加了六倍。
在其它级别的官员方面，为了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北宋也实行官、职、差分离制度。换句话说，就是一个职位上有多个官员。如在地方“路”一级的行政机构中（由监察机构转变而来），在唐朝时只设置一个行政长官，但在北宋时同一位置却有四人：转运使、按察使、安抚使与常平使，他们分管不同而且互不隶属，均只对皇帝本人负责。这样，地方上的行政官员一直子就增加了四倍。
北宋通过科举入仕的人数，是唐朝的20倍。而且还有一人当官，家人甚至朋友可通过因荫入仕的宽松版“恩荫”制度。另外，还有“任子”制度，即皇帝每三年举行一次郊祀，这时朝廷官员的子弟均可受封官职。即使是出生不久的婴儿亦可受封，而后来就发展成公开卖官了。
“恩荫”及“任子”制度的存在，让北宋“一人为官，代代为官”成为了现实。另外，“杯酒释兵杯”也产生了大量吃空饷官员，而他们子孙后代也是吃空饷的。再加上科举进仕及“卖官”进仕产生的官员，使得北宋官员的人数逐处增加。据史料记载，宋仁宗宝元时期（年一年），在册官员已经达到了人。
但是，在数量庞大的官员中，有相当部分人是闲置的。因为“恩荫”及“任子”制度纯粹是为了封官而进仕，而不是为了用人而进仕，所以，就造成了北宋的“冗官”越来越多了。
冗兵
“前世为乱者，皆无赖不逞之人。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以为兵，连营以居之，什伍相制，节以军法，厚禄其长，使自爱重,付以生杀，寓威于阶级之间，使不得动。无赖不逞之人既聚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自古未有及者。”——宋神宗。
按照宋太祖赵匡胤的设计，北宋的军队除了打战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功能，那就是“养兵”。
北宋实行的是募兵制度，“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当遇上灾荒年，百姓流离失所、食不果腹的时候，为了防止民众揭竿而起，朝廷就大量征兵；而当某个地方民怨沸腾时，为了防止民众揭竿而起，朝廷又开始大量征兵，将社会上的流亡民众、刺头通通收揽为士卒。
征囚为兵也是北宋的惯用手段。如在宋仁宗年间，沈遴（遘）任杭州知府时，就实行“百姓但凡犯法，不问情节轻重，尽刺为兵”的政策。即在罪犯脸上刺字，并将其发配给军队。
北宋士兵一经招募，就终身为伍。北宋规定，士兵家属可随住军营，而士兵一般要到60岁才退役，退役后衣粮供给减半。而阵亡军士的家眷则有抚恤，如伤残时家属也会受到妥善的安置。
这样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北宋军队的在编人员越来越多。据史料记载，在宋仁宗一朝，军队人数已达万人之多，蔡襄曾为此说过：“祖宗以来无有也”。
北宋军队的人数虽然庞大，堪称“冗兵”。但是，数量多并不代表强大，事实上，北宋军队的战斗力很弱，原因兵员的综合素质太差。欧阳修一语道破其中缘由：“或老卧京师，或饱食塞下，或逸处郡邑，或散居邮亭，未尝荷一戈也”
冗费
在宋朝当“公务员”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因为，宋朝官员的待遇是古代最高的，比如，宋朝宰相的收入就是明朝宰相的五倍，但工作量只有1/3，如果这都不叫幸福，那什么叫幸福呢？
据史料记载，宋代官员俸禄大体可分为“正俸”、“加俸”、“职田”三大类。如宰相、枢密使一级的高官，每月俸钱三百千（即三百贯）；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五千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禄粟月五至三十。除了正俸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补贴。
宰相，枢密使，月三百千。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及宣微使不带节度使，或检校太保签书枢密院事，三司使，二百千。五千户以上知县，朝官二十千，京官十八千；三千户以上知县，朝官十八千，京官十五千；三千户已下知县，止命京官，十二千。主簿，尉，十二千至七千，有四等。——《宋史》。
举个参知政事（副宰相）的具体例子。该职位月俸是贯钱、月禄石粮，一年的额外福利是20绫、30绢、50棉、1罗。也就是说，参知政事一年的正俸是两，如有公干时还会额外发放“添支钱”（一般第月50两，一年就是两）。
而北宋军队的待遇也不遑多让。宋仁宗时期，禁军年俸为50贯，厢兵年俸为30贯，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由于北宋军队士兵数量庞大，所以军费很可观。
“今天下大患者在兵：禁军约七十万，厢军约五十万，积兵之多，仰天子衣食，五代而上，上至秦汉无有也。臣约一岁总计，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四库全书·蔡襄》。
冗费朝朝有，北宋特别多。庞大的官俸和兵费，并不是宋仁宗时期财政输出的全部。其它的费用还有：对辽的岁币、对西夏的岁币，辽宋战争的开支、宋夏战争的开支，崇佛、倡道的花费，皇室的庞大开支等等。这就形成了“冗费”。
“冗官”、“冗兵”的直接后果就是“冗费”。而“冗费”的后果就是给朝廷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使国库连年亏空。
皇佑所入三千九百万，而费才三之一；治平四千四百万我，而费五之一；熙宁五千六十万,而费尽之。——《廿二史札记》。
从数据中可看出，在宋仁宗时期，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已用于发工资，而且支出还呈逐年增加之势（官员及兵员的数量每年都增加），最终在宋神宗时达到顶峰。
而财政的亏空，朝廷只能用增加赋税的方法来弥补，而税收的增加又使人民怨声载道，反过来给统治者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内忧不断：连续爆发起义“冗费”的结果，就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持收支平衡，必须不断的增加赋税。而增加赋税不可避免的引起了人民反抗，虽然北宋有通过“募兵”来化解民怨的制度，但是，宋仁宗年间还是连续爆发了多起叛乱起义。
公元年，浙东巡检使张怀信用残酷手段虐待士兵，激起众怒。以鄂邻为首的士兵借机起义，杀死张怀信，继而进攻湖南、福建、广南(今广东、广西)诸州县。
公元年，京西渑池军卒李土忠等人起义。
公元年，即宋仁宗决定实施“庆历亲政”的当年，竟连续爆发了五次叛乱起义。其中有四起是由官僚体系内的人直接发起的（军队叛乱三起，进士叛乱一起）。
国内叛乱呈现风起云涌之势。而体系内连续出现叛乱，则暴露出了宋朝官僚系统的腐败问题，这让宋仁宗心急如焚，夜不能寐。
外患加剧：宋对夏作战屡战屡败公元年，定难军首领李元昊自称皇帝，宣布脱离北宋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国。
宋仁宗不仅不承认李元昊的帝位，还杀一儆百，惩罚性地削去元昊的官爵，并且重金悬赏李元昊的人头。而李元昊也不甘示弱，他给宋仁宗送去“嫚书”，以轻侮的口气指责、挖苦宋仁宗。
从公元年开始，李元昊多次主动向北宋发起进攻。并在三川口战役（公元年）、好水川之战（公元年）、定川寨之战（公元年）这三场大规模战役中完胜宋军。
对夏之战三连败，让宰相吕夷简惊慌失措，惊呼：“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同时，遭昔日小弟连番羞侮，也让宋仁宗既尴尬又愤怒，一场暴风雨将不可避免地来临。
由上述可见，在实施“庆历新政”的前夕，北宋内部面临着“三冗”问题对财政的巨大压力。而前赴后继的叛乱起义，也让宋仁宗焦头烂额；但雪上加霜的是，宋军竟在连续三场对夏大规模战役中收获惨败，这不仅让宋仁宗颜面无存，更是激发了宋朝内部的矛盾，朝廷内已呈山雨欲来之势。
在这种情况下，实施旨在求变的“庆历新政”已是势在必行。
宋仁宗主动推行“庆历新政”的目的
我们都知道，“庆历新政”是宋仁宗主动发起并实施的。这表明，宋仁宗推行“庆历新政”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酝酿已久的计划。而宋朝在宋夏战争中的连续惨败，以及国内连续爆发的叛乱起义，则给了宋仁宗实施“庆历新政”的良机。
作为酝酿已久的计划，宋仁宗实施“庆历新政”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解决、缓解以下问题。
转移焦点：缓解对夏作战连败的压力在对夏作战遭遇三连败，而且是惨败后，宋朝的军事能力受到民众的广泛质疑。而在军事上无法取胜的情况下，妥协和谈成为北宋唯一的选项。
作为战败的一方，北宋在谈判中的筹码不多，必须付出用金钱买和平的代价。但此举将不可避免的引起民愤，因此，在达成和议（庆历和议）前，宋仁宗需要转换焦点。而实施“庆历新政”，无疑是转移民众焦点的最好方法。
敲山震虎：整理吏治，缓解国内压力北宋在宋夏之战中惨败后，宋朝内部已呈山雨欲来之势。先是大臣之间明争暗斗加剧，其次是国内的叛乱起义呈风起云涌之势，而更为严重的是，90%的起义均是由官僚体系内的人发起的，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表明腐败问题已威胁到北宋王朝的统治地位了。
在这种情况下，整理吏治问题已刻不容缓，这关系到大宋王朝的长治久安。这也是宋仁宗急于推行“庆历新政”的原因之一。
尝试在不改变基本国策的情况下，解决困扰北宋多年的痼疾作为一个被千古称颂的仁君，宋仁宗当然不是昏庸之人。事实上，他对困扰北宋多年的“三冗”问题是了如指掌，但他却一度装聋作哑，为什么？因为“三冗”问题是北宋有意而为之，也就是说，允许“三冗”问题的存在是北宋的基本国策。
“吾家之事，唯养兵为百代之利”。——赵匡胤。“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乎于此”。——《宋史》。“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文彦博。
作为一个守成之君，宋仁宗虽有雄心壮志，但不具备开国之君所拥有的颠覆一切的魄力。他只是想做制度上的制度，即尝试在不改变基本国策的情况下，解决困扰北宋多年的“三冗”痼疾。
综上所述，宋仁宗推行“庆历新政”并不是为了破新立旧，而是要达到三个清晰的目的。一是借推行新政的机会转移民众焦点，以便与西夏达成“庆历和议”；二是整理吏治，缓解因国内连续爆发叛乱起义，给朝廷所造成的巨大压力；三是尝试在不改变现有制度的前提下，解决“三冗”问题。
“庆历新政”为什么会失败？
公元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的宋仁宗，决心改变现状，以摆脱困境。于是，他借对夏作战惨败的机会，罢免了宰相吕夷简之职，并于八月份启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富弼为枢密副，同时又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四人为谏官（史称“四谏”），为推行新政进行人事布局。
当年九月，在宋仁宗的多次催促下，范仲淹本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态度，针对朝廷存在的弊端，并结合他从政28年来的所见、所想，作成《答手诏条陈十事》并呈交宋仁宗。《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这十项主张就是“庆历新政”改革的内容。
（一）、“庆历新政”的内容
解决“冗官”的对策（五条）明黜陟：改变官员升迁只凭资历，不注重能力的作法。从而以官员的综合能力作为升迁的依据，同时淘汰老病愚昧等不称职者以及在任犯罪者。
北宋时期，通过“恩荫”、“任子”或卖官入仕的官员，是不需要考核能力及绩效的。这是北宋的国策，也就是说，要实行“明黜陟”，就要改变北宋的国策。
抑侥幸：北宋时期，通过恩荫入仕的人数，远超过科举仕的人数。“抑侥幸”就是要严格控制，除了科举外，通过其宏观世它方式进仕的人数。
被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夺了兵权的将领，以及皇子室贵族是“恩荫”制度的受益者。这也是北宋的国策，要“抑侥幸”，就必须做出制度上的改变。
精贡举：改革贡举制，令州县立学，士子必须在学校学习一定时间方许应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著重策论和操行。
此建议虽好，但真要实施起来，就会动摇北宋“重文轻武”的国策。而且，限制了科举入仕的人数，并不能解决“冗官”问题，因为通过其它途径入仕的人数反而会增加了。
择官长：改变按资历任命官员的惯例，实行考核制度，使“诸道官吏庶几得人”。
“今天下有定官，无定员”是北宋的国策。如要改变国官任命方法，涉及而极广，宋仁宗必须具备破旧立新的魄力。
均公田：重新分配地方官所拥有的职田，改变官员之间职田高低不均的现象。以“责其廉节”，而对那些违法的官员，要予以惩办或撤职。
这是要动官员们的奶酪了，同样与北宋的国策（恩养士大夫）相抵触。
解决“冗兵”对策（一条）修武备：将现在的“募兵”制度改为“府兵制度”。这样，府兵就可在闲时务农，而有战事时又可上战场，可以节省给养的费用。
“募兵”制度是北宋的国策。且对军队动刀影响不可估量，所以宋仁宗将此条从“庆历新政”中删除。
惠民政策（二条）厚农桑：政府为人民兴修水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减徭役：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同时裁减多余的官员，全部放回农村。这样，农民的徭役就会减少。
裁减官员与北宋的国策相抵触。
严肃法治（二条）推恩信：改变“上有对旨，下有对策”及“诏令不出汴梁”的现况。
造成这个局面的责任人是宋仁宗。
重命令：改变朝廷发布法令存在“繁而朝令夕改”的特点。要求所有法令必须在深思熟虑后才能发布，而一旦颁行就不能随意更改，否则就要受到惩处。
这是赤裸裸的打脸宋仁宗啊！
综上所述，“庆历新政”中的九条改革内容，就有八条是与北宋的国策相抵触的。也就是说，要使新政能顺利实施，就必须改变宋太祖定下的“祖训（国策）”。
（二）“庆历新政”的实施过程
宋仁宗诏令实施新政公元年，宋仁宗根据《答手诏条陈十事》，诏中书、枢密院及选诸路转运使、提点刑狱，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为升迁的依据。
同时更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十五岁、弟侄年满二十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还规定了地方官职田之数。
公元年三月，宋仁宗又更改科举法。另外，还颁布了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等诏令。
宋仁宗以正式的行政命令（诏令）启动“庆历新政”。
反对派攻击范仲淹、韩琦为“朋党”公元年4月，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攻击范仲淹、韩琦为“朋党”，而范仲淹则认为“君子之党”未尝不可。
上谓辅臣曰：“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续资治通鉴长编》。
范仲淹请求扩大相权公元年5月份，为了更好的推行改革，范仲淹上疏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并将其他权力交给中书和枢密院这两府，与辅政大臣共同推进改革。
但宋仁宗没有同意范仲淹的请求，在失去宋仁宗的强力支持后，改革已面临阻力。
改革派被诬告谋逆公元年6月份，疾贤妒能的夏竦，令人摹仿石介的笔迹，伪造一封石介给富弼的信，信中是改革派官员想废宋仁宗的计划。
密谋造反是必死之罪，夏竦摆明了是要置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于死地。而宋仁宗在明知范仲淹等人不会造反（没有兵权）的情况下，仍然态度暧昧，没有公开表态，已经表明他不再支持改革了。
范仲淹请求外调，宋仁宗准奏公元年6月份，失去宋仁宗支持的范仲淹举步维艰。他知道“庆历新政”已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于是，他决定激流勇退。
范仲淹请求外出巡守，宋仁宗顺水推舟任命他为陕西、河东宣抚使，但仍保有参知政事的头衔。同年八月，富弼也离京出任河北宣抚使。
范仲淹、富弼被罢免公元年1月份，宋仁宗开始向改革派开刀。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一职，同一天,，富弼也被罢去枢密副使之职；第二天,，杜衍被罢为尚书左丞，出知兖州。
范仲淹被罢免，宣告“庆历新政”已夭折。
宋仁宗全面废除新法公元年2月份起，宋仁宗正式废除已实施的磨勘新法、任子新法、科举新法，并全部恢复旧制。至此，庆历新政彻底失败。
综上所述，在“庆历新政”的九条改革项目中，就有八条与北宋的国策相抵触。而做为守成之君的宋仁宗，他虽然有改革的雄心壮志，但是，他并不具备破旧立新的魄力。所以，当改革遇到阻力时，宋仁宗并不是全力支持改革派，而是打起了退堂鼓。
他借反对派指责范仲淹等改革派人士为“朋党”，同时又诬蔑改革派阴谋废立的机会，罢免了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的职务。
另一方面，宋辽两国达成了“庆历和议”，北宋外患暂时得以解除。而国内的叛乱起义也被镇压了；而且“庆历新政”也对官员们造成了威慑效果，达到了敲山震虎的目的。
“庆历新政”虽然还未达到范仲淹等改革派设定的目标，但已经达到了宋仁宗所设定的目标。这就是宋仁宗停止推行新政，恢复旧制的原因，因为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结语
在宋夏战争中惨遭三连败，国内叛乱起义风起云涌，而国家财政又因为“三冗”问题而承受着亏空的巨大压力。在这种被动局面下，为了逆转局势，重新掌握主动权。宋仁宗主动发起“庆历新政”，并授权范仲淹等改革派人士具体实施改革。
“庆历新政”只是宋仁宗化解当时所面临困境的手段。因为“庆历新政”的改革项目，九条之中就有八条与北宋的国策相抵触，所以，要想使改革成功，就必须破新立旧，废除太祖赵匡胤留下的“祖训（国策）”。但是，宋仁宗却从来没有破新立旧、打倒重来的打算，他只是为了维持统治而已。也就是说，“庆历新政”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是不会当功的。
在宋辽两国达成“庆历和议”，国内叛乱起义被迅速镇压，而新政也对官员们造成了威慑效果、达到了敲山震虎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宋仁宗所面临的压力已经缓解，如果再继续推行新政，势必会动摇到北宋统治基础（国策）。于是，宋仁宗就借反对派诬蔑改革派搞“朋党”及“阴谋废立”的机会，罢免了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的官职，并中止了改革，恢复旧制。
所以说，“庆历新政”只是宋仁宗化解当时所面临困境的手段，当他面临的困境得到缓解后，就是“庆历新政”夭折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