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年发生在宋、楚之间的泓水之战，是中国*事史上极具争议的经典战例。推崇者将其视为自西周以来崇尚*礼传统的“礼义之兵”的最后荣光，嘲笑者如最具代表性的毛主席，将其视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在我看来，无论推崇还是嘲笑，泓水之战都是中国*事史上的“分水岭”之战，自此，持续至少五六百年的“礼义之兵”终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诡诈奇谋”取而代之，开始成为中国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
1、名不副实的“春秋霸主”
公元前年，“春秋首霸”齐桓公因齐国内乱不幸饿死，华夏栋梁坍塌。谁能成为齐桓公的继承者，接过“霸主”的旗帜号令天下，成为了时代的焦点问题。对此，各国诸侯无不心存觊觎，跃跃欲试。当时天下大国，首推齐、晋、秦、楚等，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一个中型国家的国君在此时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慨然以齐桓公的继承者自居。这便是宋国国君，也是本文泓水之战的主人公——宋襄公。
宋襄公“称霸”的第一举措是安定齐国内乱。当时齐国五大公子相互争位，斗得如火如荼，连齐桓公的尸体都没空收敛。太子昭斗败后逃到宋国，向宋襄公求援。他此举倒不是病急乱投医，因为齐桓公生前曾向宋襄公“托孤”，希望宋襄公能好好照顾太子。宋襄公一来曾经答允过齐桓公，二来也希望就此树立威望，因此决定完成此项义举。他随即向天下诸侯发出通知，希望大家都派出兵来，和宋国一起，护送公子昭回齐国继位。
虽然宋襄公大张旗鼓，但他的号召力似乎欠佳，多数国家尤其是大中型国家都对他的通知置若罔闻，只有卫国、曹国、邾国三个中小国家予以响应。宋襄公并不觉得寒碜，率领四国联*向齐国浩浩荡荡地进发。当时齐国贵族们普遍同情太子昭，又被宋襄公的大阵仗吓住了，因此杀掉国君，迎接公子昭继位，是为齐孝公。宋襄公因此名动天下。
宋襄公自己也大为陶醉，在他看来，齐桓公的后事他都搞定了，那齐桓公“霸主”的继承者也理应非他莫属了。因此他决定效仿齐桓公，会盟天下诸侯，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
然而他的会盟邀请再次应者寥寥，只有曹、卫、邾等之前陪同他“旅游”齐国的几个国家前来捧场。宋襄公大概也觉得没有面子，因此决定耍耍“盟主”的威风，将会盟稍稍来迟的鄫国国君当场逮捕，杀了祭天。其后不久，曹国便背叛盟约，宋襄公又轻率下令攻打曹国。凡此种种，都使得此次盟会基本形同笑话。
宋襄公不甘心就此失败，他别出心裁，决定拉拢楚国，以楚国和齐国的威望邀请天下诸侯会盟，让天下承认他的“霸主”地位。公元前年春，宋襄公邀请齐孝公、楚成王在宋国鹿上（城邑名）会盟，企图先取得这两个大国的支持，让他俩先承认自己是“霸主”。齐孝公因为受过宋襄公的恩情，不过笑笑而已，但楚成王却对此极为恼火，虽然脸上可能也是笑嘻嘻，但内心已下定决心要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同年秋天，宋襄公再次在盂邑举行会盟，因为有齐楚带头，天下各国果然云集响应，宋襄公正做着加冕“霸主”的美梦，早已处心积虑的楚国突然发动袭击，将他在盟会上当场绑架。转眼间，宋襄公不仅美梦破灭，还沦为了阶下囚。其后楚国就势攻打宋国，幸而宋国已有准备，方才抗住了楚国的攻击。
当年冬天，在鲁国国君鲁僖公的出面调停下，楚国在由众多诸侯参加的亳地会盟上，当众释放了宋襄公。宋襄公经此奇耻大辱，自然恼羞成怒，决定要报仇雪耻。他自知惹不起强大的楚国，于是退而求其次，决定拿亲近楚国的郑国开刀，想挽回一点颜面。郑国被攻后向楚国求援，楚国迅速出兵。楚、宋于是在宋国的泓水边上大战一场，宋*因宋襄公的“神级”指挥而大败，连宋襄公本人也受了伤，于次年伤重病逝。
这便是宋襄公并不复杂的“称霸”经历，其中只有安定齐国内乱、扶持齐孝公上位沾了些“霸主”的边，其余的非但称不上可圈可点，甚至都得用胡来、丢人乃至耻辱来形容。因此，他能入选“春秋五霸”，应该是历史的“误判”，至少比起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哪怕是后来的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宋襄公的“霸业”都实在名不副实。唯一值得一提的，大概就是他爆棚的自信心吧。
如果您以为当诸侯“霸主”就是宋襄公的终极目标，那可就是小看他了。“霸主”只是宋襄公的初级目标，在他看来，这应是理所当然、很容易实现的事情，他给自己定的目标必须更高。鉴于宋国是商朝的后代，因此宋襄公的终极目标是“反周复商”，也就是推翻周朝，复兴大商。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些天方夜谭？但《左传》明确记载，他的臣下公孙固劝他说：“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可见复兴大商的确是宋襄公的夙愿，五六百年后还有如此“执着”的复国理想，大概也只有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中那个不靠谱的慕容家族可以比拟了。
由此我们不能不好奇宋襄公的“自信”到底从何而来，他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应该说，宋襄公的自信还是有一些道理的。首先，宋国是周王朝开国时期的公国之一，公国是地位最高的诸侯国，在*治上具有地位和法理优势。之前郑庄公之所以把宋国当做头号对手，便是出于此项原因，因为打击爵位尊贵的宋国更容易树立威望。到宋襄公时代，周王朝的公国已经所剩不多，起码宋国应该是当时最强大的公国了。从这个角度出发，既然周天子已经不行了，那么宋国作为*治地位最高的诸侯国，就理应站出来，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恐怕就是宋襄公“自信”的原因之一吧。
同时，宋襄公又是一个极度因循传统的典型人物，他恪守“礼乐制度”、讲究仁义道德等当时上层贵族的普遍规则。比如他曾经执意将太子之位让与庶兄目夷，博得了“让国之美”的美名，虽然未能如愿，但宋襄公继位之后，立刻把目夷封为国相，让他执掌国家大*。相比当时各国兄弟相残的悲剧，宋襄公的做法的确鹤立鸡群，令人仰止。可能正是因此，宋襄公的国际声誉颇高，连齐桓公都对他委以后事。这个“声誉”，也应是宋襄公自信的原因。
然而，我们显然能够看出，宋襄公这些自信的来源，都是“名义”上的东西，无论“公国”的地位，还是世所传颂的“声誉”，都缺乏坚实的支撑。不是说这些就不重要，但诸侯争霸更重要的，理应首数国家的综合实力和谋略水平。当时宋国不过是个中型国家，国家实力实在一般，而宋国又处于平原地区，易攻难守，地理兵要环境十分不利，更不要说宋襄公本人又缺乏谋略水平，屡犯错误。因此，宋襄公的根本问题是出在了“不自量力”上，以宋国的牌面而执意参与“称霸”，不仅不会成功，反而会招致祸灾。
这一点，宋襄公的庶兄目夷和大臣们就曾多次指出并劝谏过他。比如鹿上之盟前夕，目夷就说：“咱们宋国就是个小国，争霸是祸非福。”而在盂地之盟即宋襄公被楚国绑架前，目夷也曾劝他带兵前往，并防备楚国的祸心，可惜宋襄公都听不进去。对于这一点，楚成王无疑看的最为透彻，确切知道宋襄公的“有名无实”，这才决定教训他，让他彻底认清什么叫“不自量力”。
可惜，“不自量力”还不是宋襄公最严重的问题，比如栽在楚国手下的他也知道惹不起楚国，只敢拿楚国的狗腿子郑国开刀。宋襄公最严重的问题是“盲目仁义”。这在泓水之战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公元前年11月，楚国出兵援助郑国，追击到了宋国的泓水边上，与宋*隔河对峙。楚*渡河之时，宋*早已摆好阵势，宋国公孙固鉴于双方兵力悬殊巨大，建议“半渡而击”，即趁着楚*渡河一半时就发动攻击，然而宋襄公以“不能乘人之危”为由断然拒绝。楚*渡过泓水，阵势还没列好，公孙固再次建议提早发起攻击，宋襄公又以“不鼓不成列”为由拒绝。直到楚*阵势已完全摆好，宋襄公这才下令出击。然而此时显然为时已晚，弱小的宋*岂是强大的楚*的对手？宋*大败之余，宋襄公也被砍伤了大腿，幸而目夷等人死命保护，才将他救离战场。泓水之战就这样也以宋国的惨败而结束。
战败之后，宋国上下都埋怨宋襄公坚持“仁义”，以致惨败。宋襄公却义正辞严地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意思是仁义之师作战时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攻打头发已经斑白的老年人，不以地势险要的关塞取胜，因此就算宋国灭亡了，我也不能去攻打没有布好阵的敌人。总之是要坚守几百年流传下来的“礼义之兵”的作战规则。目夷被气的几乎吐血，当场硬怼：“打仗就是要以取胜为目的，像你说的，我们还打什么仗？直接认输当奴隶好了！那多省事！”
然而无论目夷的讽刺，还是残酷的现实，肯定都无法动摇宋襄公早已根深蒂固的遵循“礼乐制度”、坚持仁义道德的信仰。即使是明显不顾现实的“盲目仁义”，宋襄公也从内心深处认定自己没错，错的肯定是当前的时代。
不久之后，宋襄公就离开了人世。同时也留给了后人一个千古争议——“宋襄公真的错了么？”
2、幽默的“*礼”
之前的系列中，我们已多次提到宋襄公和泓水之战，尤其是自西周以来即成为传统的“*礼”制度，现在就来系统说说“*礼”制度到底是咋回事。
在西周和春秋等“分封制”作为主流的时代，“礼乐”制度是社会的根本制度，它可以称为整个社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几乎涵盖和规定了社会和生活的所有方面的礼节。其中对于*事和战争的众多规定，便被称为“*礼”制度。
大致来说，“*礼”制度可以按照战争的进程分成战前、战中和战后三个部分。
首先说战前，如果您以为战前不就是宣战么，还能有什么事？那可就轻视了这个时代对于“礼”的重视了，正常来说，如果两个国家闹了矛盾，准备打仗了，首先必须要做一件事，那就是邀请对方前来“观兵”。所谓“观兵”，实质和今天的“阅兵”差不多，便是把本国的*队实力展示出来，让对方掂量掂量。如果觉得实力太过悬殊，那就直接认输吧，不用再打了。这就好比把战争直接简化为玩“掷骰子”，比比大小就行了。
这个“观兵”不仅仅是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其更深层的是追求“礼”的精髓，那就是光明正大，公公平平。双方战前都要明确告诉对方，我有多少战车和士兵，你又有多少，而且不能光口头说，还必须请对方来“阅兵”，毕竟眼见才为实嘛。也就是说，战前双方都必须对对方的实力相互知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开战，否则不观而战，或者有所隐瞒，那可就不公平了，即违“礼”了。
齐楚的“召陵之盟”前，齐桓公就曾玩过这一招，他邀请屈完“观兵”并得意洋洋地炫耀己方的武力，其实这不过是历史传统而已。而且屈完看完后并没有被吓尿，也侧面反映了楚国的实力确实不同一般，让齐桓公不得不权衡形势。
除此之外，在战前还有“不加丧”、“不因凶”等规定，意思是如果对方出现了国君逝世或者各种天灾的情况，那就不能再其发动战争，即使发动了也要停止。后面我们要讲秦晋之间的“崤之战”，这场战争就是晋文公死后阶段发生的，当时秦国并不顾及这一点，执意攻灭了晋国边上的盟国兼同宗滑国，这还不是直接打晋国，但也已经让晋国上下都极为愤怒了：“我们国君还没埋呢，你就敢动手！”因此才出兵截击秦*。这便是典型的“不加丧”的案例。
“不因凶”的案例，之前讲述的秦晋“韩原之战”便是典型。晋国饥荒秦国援助了，结果秦国饥荒，晋国不仅不援助，还趁机攻打秦国，这就是明目张胆地违反了“不因凶”的“*礼”，秦国自秦穆公以下当然义愤填膺了（既是饿的，更是被气的），因此很快发动韩原之战，理直气壮地教训晋惠公。
这些原则其实都是说明战争必须要“师出有名”，对方要有明确数的出来的重大罪错，己方才能发动战争。这一点就更明显了，比如“召陵之盟”齐国率领八国联*讨伐楚国，可光说楚国不进贡显然罪错不够，因此齐桓公和管仲才不得不把周昭王的历史搬出来，即使那已经是三百多年前的事，但也总归是重大罪错不是？
与“师出有名”同步的便是“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句话出现的时间，应该远比大家想象的还要早。因为最初所谓的“来使”，是己方邀请来的，所以当然不能杀，不仅不能杀，还得好好以“礼”招待。这才是“不斩来使”的根本渊源和道理所在。同时，所谓“来使”，基本都被视为对方国君的代表或者说化身，那就更不能杀了，这是基本规矩，违背是要备受天下鄙视的。这一点，在“*礼”退出历史舞台以后偶尔会遭到遗忘，这才出现“斩使以立威”等现象。
战中主要是指战争具体发起到结束这个时间段。双方宣战以后，要约定时间和地点，届时双方准时到达战场，各自排兵列阵，然后堂堂正正地决战。在此之前，双方不能抢先开战，某一方的偷袭更是不被允许。整体来说即“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不乘人之危“半渡而击”，正是传统“*礼”的基本要求，而“不鼓不成列”，意即对方如果还没有排好阵势，那就绝对不能攻击，因为这同样有悖于“公平”精神。
在具体战斗的过程中，宋襄公所说的“不攻击受伤者”、“不伤害年龄太小或者太老的人”，也都是“*礼”的具体规定。比这更严苛的是，如果一方率先攻击了另一方，那就必须给对方反击的机会，否则便是违礼。这就要提到那个极具代表性的故事了，宋国内乱期间，华豹和公子城两个死对头在战场上碰到了。华豹先是一箭差点射中公子城的右耳，公子城还没来得及还击呢，华豹的弓又拉满了，箭都已经要再次射出了。这下公子城就不满意了，他大喊：“你已经射我一箭了，居然不给我机会反击，真是太无耻了！”于是华豹就放下了弓箭，由着公子城攻击。公子城也不客气，他箭法更准一些，一箭射死了华豹……
这已经是泓水之战一百多年后的事情了，看来宋国的“*礼”信仰乃至“礼乐制度”确实源远流长，宋襄公着实后继有人。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关于“逃跑”的规定。战胜的一方对于战败的一方正常来说不能追赶，就算要追也只能追五十步。孟子那个著名的“五十步笑百步”的典故，其实是对历史的极大误解。因为按照“*礼”，五十步内的逃兵是有被追杀的危险的，而且他还可能反身参战，对敌*也仍存在威胁。但这一切对于一百步、实际已经脱离战场的逃兵来说，两种危险却都不存在了。这种情况下，五十步的当然可以嘲笑一百步的，这里面有本质的“界线”区别。当然我们已然不能确切知道“五十步”到底具体是多少距离，但考虑到“*礼”规定都细致到了几乎变态的程度，说不定双方战前都已经在各自战阵的后方画好了“五十步线”，提醒对方“见线勿追”。
这一点有个极为搞笑的战例，那便是后来晋、楚之间的邲之战。战斗中晋*落败逃跑，有些战车坏了，陷在了泥里出不来，楚*虽然号称蛮夷，但也仰慕中原的“*礼”制度，不仅不趁机攻杀，反而帮助晋*修车推车。等战车出来后，晋*再逃，楚*再追。可没追几步，晋*的战车又坏了，楚*只好再次帮忙。晋*士兵心也挺大，反而打趣帮忙修车的楚*：“哎呀，还是你们擅长修车啊，估计以前战败逃跑的次数挺多吧，修车经验竟然如此丰富，真是佩服之至！”原本该血腥惨烈的战场，就这样充斥着几丝幽默滑稽的色调。
战场上都不能越线追杀，那战后的“*礼”自然就更讲究了，比如不杀俘虏，尤其是不能杀害战败一方的国君和高层贵族，除非对方真的罪大恶极无需审判。此时既然胜败已分，双方主流的做法便是“会盟”，也就是谈判吧，双方商量谈定战后的处理事宜，失败方割地也好，怎么赔偿也罢，总之形成盟约，各自遵守，谁敢背约，“*礼”不容。
这就是“*礼”的大致构成情况，在后人看来，这种“*礼”几乎不啻于“过家家”之类的游戏。这个认识，确切地说，并不算离谱。
原因也很简单。天下诸侯都系出同源，既然都是本家、同宗，上头又有周天子或者齐桓公这类大家长执天下牛耳（西周时期自然是周天子，春秋时期是指周天子尤其是齐桓公等霸主居中做主），相互之间实在不必赶尽杀绝。*事战争从地位和功用上来说，就不是解决问题的首要手段尤其是终极手段，因此“*礼”自然会笼罩着几丝温情甚至幽默的色调，同时，这也说明*事的确只是*治的延续，而非*治的必然组成。
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即使在战争中，尤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义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这还是指春秋时期，如果上溯到西周，施行“*礼”的战场恐怕更加“幽默”！
正是在这样的“*礼”制度指导和限制下，中国*事战争在最初的长达六七百年（指西周至春秋，上限可能更上）的漫长时间里，都呈现出“礼义之兵”的优良传统。光明正大、公平决战是它的核心精髓，双方比拼的只是勇气和实力，任何的欺诈、偷袭、隐瞒、乘人之危、攻击弱小等都是不被允许、违背“*礼”的不道德行为。从这一点上来说，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的表现是无可置疑的“礼义之兵”！他对传统制度的坚持和信仰，也是他能在后世获得相应推崇和同情的主要原因，也是围绕他会出现重大争议的根源所在。
视角稍微放开，“*礼”只是“礼乐”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那笼罩在“礼乐”制度下的整个社会的运行情况，也大概能从“*礼”管中窥豹，这就是在分封制下已经流传了上千年的“贵族精神”，总体来说，其精髓无疑就是凡事有礼依礼，绝不能逾越。
这里就要说到韩原之战前后晋国的大夫庆郑了，他就是当时上流社会典型的“贵族精神”的代表人物。出于对于“礼乐”制度的遵循，他明确反对晋惠公不救援秦国反而讨伐秦国的不义之举，并认定秦国有讨伐晋国的资格，虽然他是晋国人，这么说似乎有“卖国”的嫌疑，然而这只是我们后人的看法，当时的社会舆论是允许这样的，所谓“君无道臣投他国”，出投他国都被允许（比如宫之奇在虞国灭亡前跑路），何况只是语言上怼怼晋惠公。其后，无论是被剥夺“车右”的资格还是不用郑马的建议不被采纳，都是对他“贵族”身份的重大侮辱和轻视。凡此种种，导致庆郑是可以光明正大地撂挑子的，甚至在战场上对晋惠公落井下石也不能说就错。但让庆郑没有想到的是，原本能够打胜的战争却打败了，而这中间不能说没有他各种“神级”操作的原因。因此庆郑作为贵族的应对策略很明确，如果晋惠公被秦*杀了，那他就要随之自杀以谢晋惠公。而既然晋惠公没死，他就要等着晋惠公回国来处罚他，从当时的礼仪要求来说，他必须要给与晋惠公处罚他的机会，不能擅自逃跑，剥夺国君的处罚权利，如此才不失“贵族”的风范。而他最后慨然赴死，也正是出于维护“贵族精神”的尊严。庆郑的选择和举动，都是当时“贵族精神”的正常体现，尤其晋惠公还是庆郑讨厌甚至鄙视的人，但这一点反而凸显庆郑坚持的可贵。只是时代剧变以后，后人理解起来已经存在了极大的环境障碍。
相信大家看到此处，估计会产生个疑问，这里所谓的“贵族精神”、“礼义之兵”不就是欧洲中世纪的“骑士精神”么？客观地说，虽然二者不能完全等同，但实质确实差异不大。就表现来说，“*礼”指导下的“礼义之兵”，实际的确不过是一场大规模的“骑士”间的决斗，而骑士注重荣誉和公平、不畏强者、勇敢作战，同时又同情弱者、对失败者宽宏大量，这些无疑都和“贵族精神”的精髓暗合。这一点的原因我们以前已曾说过，那就是他们都是“封建制”社会下的必然产物，不足为怪，只是出现时间上中西方有差而已。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甚至可以说宋襄公是一个坚守“贵族精神”的中国版的堂吉诃德，那么他到底真的错了么？如果错，又究竟错在了哪里？
3、文明的傲慢与生存的惩罚
先说结论，宋襄公的确错了，而且错的很离谱。但他错的真实原因，恐怕千载之下，都仍没有被真正的阐释清楚。
首先，宋襄公是错在“不自量力”、“盲目仁义”等，但这些还不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罔顾现实”，意即看不清现实。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霸主”问题。宋襄公总觉得自己是公国的国君和爵位，按照传统*治地位，除了周天子就轮到他了，再加上齐桓公都曾委托于他，那“霸主”地位就该理所当然是他的了。这一点在他的认知体系也许是理所当然，但在当时的世界上，这是理所当然的么？
正如楚国大夫成得臣对他的评价“好名而无实”，宋襄公就是太注重“名位”、“名声”或者说“名誉”了，他并没有意识到，东周和西周的最大区别便是周天子权威的衰落，既然连周天子都失去了权威和话语权，那建立在周天子权威格局中的“公国”又能有多少实际的号召力？天下诸侯连周天子都不放在眼里，又怎么可能会真正尊重一个“公国”的国君？
当然，如果宋国真有强大的综合实力，那也罢了，可惜实际上并没有，然而宋襄公却不这么认为，这就是他看不清现实的第二个“仁义”问题。他总觉得，“仁义”才是最大的力量，相比*队都重要。这一点从他前期的盲目自信就能看出端倪，哪怕只有三个小国派兵支持，他都敢率领弱小的四国联*向强大的齐国进发（当然这次他侥幸成功了，但事后看来也只是侥幸）；而在研判征伐郑国可能惹恼楚国的战略问题时，宋襄公甚至明言：“楚兵甲有余，仁义不足；鄙人兵甲不足，仁义有余。”这里充分证明宋襄公认为称霸天下的根本力量不是“兵甲”而是“仁义”。如果说这是在西周时代，可能还有些道理，然而70年前周天子已在繻葛之战中败给了郑庄公，50年前齐桓公已在长勺之战中败给了鲁国，这些残酷的历史早已证明，即使是周天子和春秋首霸齐桓公，都在兵甲强大的敌人面前无能为力。
由此我们进一步得出结论，宋襄公“罔顾现实”的原因应是他对历史传统的迷信以及对当前时代的误判。他总觉得，当前的时代还处在既往历史的惯性发展趋势之中，传统的“礼乐”制度和文化仍能发挥强大的作用。因此他才看重“公国”的地位和爵位，也同时坚信“仁义”道德的力量，他自信早已看透了历史和未来，把握了时代的方向和脉搏。
然而狠狠打脸的是，宋襄公所处的时代，早已是一个大变革而非因循守旧的时代。这一点并不是我们后人站在全知视角、后知后觉的“欲加之罪”。正如之前所说，郑庄公、齐桓公等人早已开启并引领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改变已然绽放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就拿“礼乐”制度来说，郑庄公早已“冒天下之大不韪”，不仅迎战而且击败了周天子；对于“*礼”制度，曹刿实际上可能是最早的破坏者，然而他不按“击鼓出击”的规矩出牌，反其道而行之，但只要打赢，齐桓公也只能吃瘪；对于社会阶层的扩大，不要说曹刿的士人阶层，就连野人阶层都已在韩原之战中登场。更不要说即使是在同时代，无论楚国方面还是宋国内部，都已看清宋襄公的“有名无实”、“慕虚名而处实祸”，在“仁义”的问题上，宋国内部更是已然指出宋襄公的迂腐不化，这些都充分验证了宋襄公对于时代的误判。
可惜，宋襄公对此都嗤之以鼻，他始终只坚信自己的判断，却没有真正意识到，他所身处的时代进程，的确早已不是西周（甚至更不是大商）的传统延续，而是一个崭新的、变革剧烈的时代，未来究竟怎么样，朝哪里发展，传统可能不仅不能给出答案，就连传统本身可能都是被变革的对象。这才是宋襄公真正错的原因所在。
宋襄公迷信传统的错误，实质上来说，是对既有文明的盲目迷信。在他看来，既有的“礼乐制度”和仁义传统，已然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和完善，应该已经是人类极为理想的制度和文明了，然而他却不会意识到，这种制度和文明，只是建立在中原地区过往历史阶段、以中原顶层贵族为核心的发展成果，一旦历史车轮向前迈进，更大范围的地区、更多的社会阶层参与进来，这种制度和文明也必然将遭受新的挑战，从而迎来更为丰富、更高维度的发展。这一点，毋庸讳言是宋襄公的历史局限性。然而这却不是我们的“强加之罪”，因为即使社会的诸多变革摆在他的面前，他也只会死不承认，并断定是时代而非自己错了。
因此，宋襄公身上所表现出的，不仅仅是对既有文明的迷信，更是既有文明的傲慢。“礼乐”制度的追随者们不仅迷信，而且坚定这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更甚者是唯一方向，而更可悲的是，这种“崇古”心态总习惯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被前人做完了，后人只需要遵守就好。这其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偷懒心态和妄自菲薄，也是对人类发展历史和文明的压根不了解，是真正的“井底之蛙”之见。
从此见识出发，“宋襄公”们不仅拒绝内部的任何改变和革新，甚至歧视乃至打压其它不同的文明形式或种类。我们可以确定的说，楚成王对于宋襄公的不满，固然有其“不自量力”的原因，但宋襄公骨子里所散发出的文明傲慢（比如理所当然地觉得自己就是霸主了），才是被中原称为“蛮夷”的楚成王最无法忍耐和真正不服气的地方，同样是文明，怎么我的就“蛮夷”了？因此他不仅扣押折辱宋襄公，更用实际的“兵甲”武器彻底击毁“仁义”的力量，这中间与其说是国家争霸，还不如说是文明之争。而文明的傲慢，才是宋襄公错的离谱的根本原因，因为直到人生旅途的终点，他都不认为自己错了。当然这倒也怪不得他，因为这是他自己乃至整个时代甚至后人都难以真正意识到的错误。
而在其后的中国历史中，中原文明屡屡沦丧于蛮夷文明之手，这里面固然有各种原因，但文明的傲慢绝对是重要因素，这一点，以后的系列中我们肯定会一再提及。
这里要强调，“礼乐”制度和仁义道德，它们只是一种文明成果，本身是不存在对错的，只有在不同时代和个人身上，才会体现出具体对错来。比如在西周时代，正常情况下，所有人都是肯定要遵守的，谁一旦敢违背，就会遭受周天子的制裁以及其它诸侯的联合抵制，这时的“礼乐”制度和仁义道德就是一种正面的力量。而一旦到了“礼崩乐坏”的东周时代，周天子说话不管用了，各国诸侯也都无力抵制的时候，再坚持“礼乐”制度和仁义道德，就无疑是迂腐透顶了。从这一点来说，毛主席的评价，无疑是说“宋襄公是蠢猪式的”，而不是“仁义道德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无所谓蠢，到具体人身上才有愚蠢之别。这一点必须加以明确，这也是容易引起争议的地方。
而如何判断历史和时代的发展趋势，以及既有文明的傲慢与否，那恐怕就要回到“生存”这两个字上了。笔者斗胆妄言，在生存面前，文明并不是必须的，甚至于，看起来发展时间更长、发展程度更高的文明，反而对于生存是更大的阻碍，换言之，缺乏生存支撑的文明是极为危险的。这一点已为中国历史所明证，无论是“礼乐”制度还是其后的儒家文化，都在异族铁蹄面前无能为力，这不能不让国人深切反思。而忽视生存的文明，注定要被生存惩罚，对此大刘（刘慈欣先生）的著名小说《三体》更是反复强调。因此，文明必须建立在生存的基础之上并不可忘记这一根本初衷，由此再行判断它的趋势，或许就不会是无迹可寻了。
而中国*事史从“礼义之兵”到“诡诈奇谋”的作战方式的变迁，也正是“生存”这一根本内因在其中起决定作用，战争从此不再是高层贵族之间的“绅士般”的决斗或者过家家，而是真正的生死相搏，正所谓“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双方为了生存都不得不全面抛弃虚伪的“*礼”，实行“兵者诡道”。因此，泓水之战正是其中的分水岭，宋襄公以典型的正面愚蠢表现宣告了“礼义之兵”的破产，这就是它最大的意义。
回到宋襄公身上，他既然执着于既有文明的傲慢，那生存自然就会将他无情地淘汰，至于他愿意做殉葬者，那倒是他个人的自由。但宋襄公对于当前时代的启示却可能是极为深刻的，正如以前所说过，我们当前的时代是和春秋时代一样，都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大变革时代，对于既有的五千年传统文明和文化，“未来究竟怎么样，朝哪里发展，传统可能不仅不能给出答案，就连传统本身可能都是被变革的对象”，对此我们也要保持审慎和戒备，从国家生存和国际竞争的根本出发，对传统文明和文化进行相应的扬弃。起码下限不能像宋襄公一样，完全迷信传统，甚或者表现出既有文明的傲慢。要知道，越深厚的文明，负重越多，反而就可能越危险。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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