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去哪家医院治疗白癜风比较好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704705610688388442&wfr=spider&for=pc“龟兹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王宫壮丽，焕若神居。”《晋书·四夷传》中的这段记载，可能是汉文史籍中对龟兹寺院的最初描绘。虽然只有寥寥数语，龟兹佛教的辉煌壮观已可见一斑。而克孜尔石窟，又是其中最为恢弘的部分。
但随着之后龟兹地区宗教信仰的改变，克孜尔石窟香火渐衰。由于风蚀、洪水、地震等自然原因，加之近代西方探险队的切割搬运，原本笔触细腻、色彩鲜艳、描绘了大量佛经故事和民俗生活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已经体无完肤、满目疮痍。
瑰丽动人的壁画是克孜尔石窟的原貌，下图搭满脚手架的修复现场却是克孜尔石窟的现实。该如何让失落的龟兹，重见天日？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6月25日专题《让失落的龟兹，重见天日》B02-03版。
采写
新京报记者肖舒妍
公元元年前后，佛教传入龟兹地区，至公元3-4世纪，龟兹已经成为西域佛教的中心之一。这个位于丝绸之路新疆段的宗教、经济、文化重镇，最盛时辖境相当于今新疆轮台、库车、沙雅、拜城、阿克苏、新和六县市。而拥有近四百个洞窟的克孜尔石窟，便是龟兹佛教兴盛、香火绵延的体现。
在龟兹石窟中，克孜尔石窟是最为恢弘的石窟群。根据佛教在龟兹的传播时间，大致可以判定克孜尔石窟开凿于公元3世纪末期，衰落于公元8-9世纪，其年代要早于敦煌莫高窟一百多年。
克孜尔石窟的每一组洞窟，都相当于一座寺院。而洞窟的四壁及顶部均绘有精致生动的壁画，壁画内容包括本生故事（记录佛陀还未成佛时的前生故事）、佛传故事（佛陀成佛后的生平故事）、因缘故事（佛陀用来传播佛教义理的故事），此外还有畜牧、狩猎、农耕、乘骑、古建筑等画面，为龟兹人留下了真实的生活写照。
不同于莫高窟以连环画的形式来表现本生故事的情节，克孜尔石窟是一图一故事，每幅图都是选取本生故事中最典型的情节，以故事的主要人物或动物为中心构图。不仅艺术风格别具一格，数量也颇为庞大，是各地石窟寺中故事画最多的一处石窟，也被称作“故事画的海洋”。
然而，龟兹地区此后的宗教信仰转移，让克孜尔石窟香火渐稀，逐渐走向衰落。
20世纪初期，克孜尔石窟遭到了日本、俄国、德国探险队几次三番的揭取、切割和转移。据统计，在正式编号的个洞窟中，有59个洞窟的壁画遭到切割，揭取壁画面积近平方米。这些壁画现在分藏在德国、俄罗斯、英国、美国、法国、匈牙利、韩国和日本等8个国家的20多家博物馆和美术馆中。
石窟是佛教艺术的综合体，由石窟建筑、壁画、彩塑三位一体而构成，它们中的任何部分都不是单体的艺术作品。每个洞窟中的一尊尊塑像、一幅幅壁画，将其精心组合布局，都有其特殊的宗教含义和功能。不同派属、不同时代的石窟壁画有着不同的题材内容和组合。
赵莉，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博士，新疆龟兹研究院文博研究馆员。年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到远离乌鲁木齐多公里的偏僻山沟克孜尔千佛洞工作，至今已近三十年，一直从事西域佛教考古及艺术研究工作。年至年，受国家留学基金委派遣，在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做访问学者；年至年，先后赴德、美、日、法、俄罗斯和韩国等，调查研究海外新疆文物。
为了让流失海外的壁画重回石窟母体，几代研究者倾尽全力。年，龟兹石窟研究所正式成立。年，“克孜尔石窟文物流失研究”成为了研究所（今新疆龟兹研究院）的重点课题，由研究员霍旭初带领赵莉等人开展壁画的调查工作。霍旭初退休后，赵莉一人接手石窟壁画的修复任务。
近30年来，赵莉踏遍龟兹石窟，普查洞窟，记录与测量被剥离壁画的痕迹，与掌握的流失海外的壁画图片对比核实，排除自然脱落的部分，确定被剥离的数量。同时，她又前后奔走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法国集美博物馆等，考察实物，拍摄照片，核对数据，拼凑图片。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对赵莉研究员的专访。在采访中，她谈及了克孜尔石窟壁画修复以及龟兹文化研究所遭遇的困境、所面对的未来。
最大的困难，是曾经的错误修复
新京报：近代以来，国内有关部门对于克孜尔石窟采取了哪些保护措施，效果如何？
赵莉：在年之前，克孜尔石窟都处于无人管理、可以随意进出的开放状态。年成立了克孜尔千佛洞文物管理所后，才有专人管理，限制游客自由出入。当然，实际上也没有多少参观游客，年我大学毕业来到克孜尔时，门票价格是25元/人，一年的门票收入也才多元，可以算出全年游客量也就只有余人。
国家文物局大规模投入经费、进行保护是从年开始的，按照克孜尔石窟四个区域即谷东、谷西、谷内、后山区分为四期实施了岩体加固保护工程，直至年才全部竣工。
克孜尔石窟地处地震带，每年三到四级强度的地震频发。而洞窟墙面的砂岩非常疏松，会因为地震带来的山体倾塌而产生裂隙，甚至从中间断裂前倾。大量洞窟前端甚至就此坍塌消失、无法修复。岩体加固之后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坍塌的速度，搭建的挡雨棚也能截住雨水，使雨水不直接对洞窟岩体造成危害。
佛传故事“善爱乾闼婆王皈依”。
新京报：对于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复原研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赵莉：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最大的困难是上世纪70年代进行过一次错误性修复，把大部分没有壁画的壁面用三合土进行了涂抹，掩盖了壁面的原始痕迹。这样一来，在后续进行复原时，我们就无法辨别这块墙面的壁画是遭到当年德国探险队的切割，还是自然脱落的。我近期复原完成的一幅壁画，根据它的尺寸和题材，放在同一壁面8个不同的位置都合适，这便增加了判断壁画准确位置的难度。
这受限于当时的修复条件。三合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局部保护作用，阻止壁画边缘继续脱落。只是采用的材料不对，文物保护采用的材料应该具有可逆性，而且在修复之前应该拍照建档，当时负责管理的机构没有条件对石窟拍照、建档。
新京报：目前国际上对于克孜尔的研究进展如何？
赵莉：德国探险队将新疆文物劫掠至柏林后，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的考察报告，在此之后国际上对克孜尔石窟的研究就已经达到顶峰了。这些考察报告就成了世界范围内研究克孜尔石窟的必备案头书。之后近一个世纪内，所有的关于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研究都是零星的、碎片式的。但是，现在我们出版的这套《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将成为流失海外克孜尔石窟壁画研究的工具书和案头书，我们掌握了话语权。
《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作者：赵莉，版本：上海书画出版社年12月
在国外研究者看来，
克孜尔石窟的价值远高于敦煌
新京报：许多有关克孜尔石窟的报道，都把它称为“第二敦煌”，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赵莉：这种说法是不妥的。怎么可能是“第二敦煌”？克孜尔就是克孜尔，它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克孜尔石窟的年代比敦煌莫高窟早多年，它保存的早期部派佛教的艺术形态，是世界范围内部派佛教唯一完整的可视窗口。
新京报：是不是因为敦煌更有知名度，为了让大家更加熟悉克孜尔石窟，所以采用了这个说法？
赵莉：我觉得不是为了让大家更熟悉克孜尔石窟，而是他们在心理上就把它定位为“第二敦煌”，认为克孜尔石窟就不如敦煌莫高窟重要。
第77窟金刚力士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新京报：为什么克孜尔石窟的知名度远不如敦煌？这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
赵莉：其实在国外研究者眼里，克孜尔石窟的地位和价值远远高于敦煌。反而在国内，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才使得它鲜为人知。一方面是由于新疆偏远的地理位置：克孜尔石窟距离乌鲁木齐还有多公里，从乌鲁木齐到克孜尔的航班直到年才开通。以前我从乌鲁木齐到克孜尔，由于班车在路上出故障，走了三天才到克孜尔。
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基础研究比较薄弱。很多学者都知道克孜尔石窟相关的研究做不了，太难了。因为它的基础材料是不完整的，研究对象是不完整的，怎么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我们现在主要做的就是基础工作，首先我们要复原克孜尔石窟的壁画，解决研究对象的完整性，我们要做内容总录，我们要做考古报告。在这些基础工作完成后，马上会涌现出更多的研究性成果，佛教美术方面也好，考古方面也好。
鲜活的雕塑，立体的壁画
新京报：克孜尔石窟壁画在创作技法上，和国内其他的石窟、尤其是敦煌莫高窟有哪些不同？
赵莉：技法上，最突出的就是采用了凹凸晕染法。“屈铁盘丝”“曹衣出水”，在克孜尔的壁画和雕塑中都有体现。相较于敦煌等内地石窟早期洞窟壁画的平涂，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立体感特别强。
敦煌早期洞窟的壁画风格受到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的龟兹风的影响，而后期石窟便逐渐发展为全然的中原风格。
第窟伎乐天人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新京报：你曾提到，石窟是佛教艺术中的综合体，有建筑、有彩塑、有壁画，那么壁画在整个系统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赵莉：实际上在石窟寺兴盛的时候，塑像应该是洞窟中最鲜活的艺术品，并且数量非常之多，例如克孜尔第47窟有一座16米高的大立佛，两侧壁各有4层，每层都有7尊雕塑。但是新疆石窟寺的雕塑是泥塑的，而不像中原地区有石雕，因此非常不容易保存。在伊斯兰教进入新疆地区之后，当地人民就改变了信仰，石窟寺也就衰落废弃了，雕像也随之坍塌毁坏了。残存的一部分雕塑被外国探险队劫掠走了。现存的雕塑已是凤毛麟角。
现在，壁画成了克孜尔石窟最丰富的艺术品了。
新京报：克孜尔石窟的建筑体系也是非常完善的，还分为不同功能区，你可以介绍一下吗？
赵莉：克孜尔石窟的洞窟形制多样，主要有中心柱窟、大像窟、方形窟、和龛窟等，还有一些异形窟，如长条形窟、“十”字形窟、窖窟等。从功能上可以划分为礼拜窟、讲经堂、僧房窟和禅窟以及库房、作坊等。
有人离开，但总有人留下
新京报：你一开始为什么选择考古专业、选择来到克孜尔？
赵莉：我此前就读于新疆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大三时，我们观看了一部教学片，名叫《龟兹石窟》，这是我的班主任孟楠老师所在的团队拍摄的。影片中的克孜尔石窟壁画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的魂魄立即被克孜尔壁画收走了——一千多年前的古人能够绘制出这么精美的壁画，即便现代都很难做到。原本毕业后可以留在乌鲁木齐的我，却执意要到克孜尔去做壁画研究，自己背着行李就来了。
新京报：来到克孜尔后的工作主要有哪些？
赵莉：来到克孜尔之后，我被分配到文化研究室，在霍旭初老师的带领下，白天看壁画，晚上读佛经。因为壁画是根据佛经绘制的，首先我要熟悉壁画，把它往脑子里灌，记住壁画的内容，再通过大量阅读佛经，考证壁画在佛经中的出处。敦煌壁画是直接根据汉文佛经绘制的，可以一一对应。但克孜尔石窟壁画当时是根据梵本或胡本（吐火罗文）绘制的，而许多梵本和胡本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现在参照的是汉文的佛经来考证佛经壁画的题材内容，因此对壁画的解读是非常困难的。
第84窟比丘头部藏于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新京报：你在克孜尔待了二十几年，那里的条件其实非常艰苦，你去之前知道吗？
赵莉：去之前不知道。那时候住的土坯房，取暖做饭靠生炉子。我们哪会生炉子？生活非常艰苦，交通和通讯都不方便。研究所有一片菜地，夏天炒的辣椒里面看不到油星，辣的吃不成，只好就点菜汤下饭。我们大学毕业一块儿去克孜尔的有4位同学。年的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当中，我们两位同学就被埋在倒塌的土坯房中了，幸好他们钻到了书桌下面，才没有受伤。
年，国家文物局给文物系统开办了一个研究生班，这两位同学就报考了研究生，毕业之后留在北京，没再回来。另外一位同学后来也调回了乌鲁木齐。
离开也是因为条件太艰苦，除了自然条件艰苦，物资很匮乏，我们大部分人都顾不了家、顾不了孩子。回家的日子都是没准的，有时候几个月也回不了一次家，最长的一次我在克孜尔连续待了4个月。我爱人是为支持我的工作而作出牺牲的。他是军人，因为孩子年要上小学，他选择在年退役，没拿大校、没评高职。
新京报：你提到克孜尔留不住人，不断有人来、不断有人走，你有和他们聊过离开的原因吗？
赵莉：不用聊，这是很现实的，是我自己都经历了的。我很幸运，遇到我爱人这样的伴侣，他可以为了我的事业放弃他自己的职业生涯，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他这样。许多同事在克孜尔都40多岁了还找不到对象。结婚了以后也顾不上孩子、顾不上老人、顾不上家。他们要走，我都是流着眼泪目送他们的。
有一位中央民族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跟着我在克孜尔实习，临近毕业，我希望她留在克孜尔，按照她的条件设置了岗位。她也报名准备参加考试了。但是在临考前两天，她哭着来找我说：“老师我对不起你，我要放弃考试了。我家里人不允许我留在克孜尔。你对我寄予了厚望，这话我实在说不出口，你骂我吧！”我说：“我为什么要骂你呢？你就像我的女儿一样。如果是我的女儿，我也舍不得让她留在克孜尔。我为什么要骂你呢？你如果想回老家，我帮你联系工作。”
我不能要求别人像我一样把克孜尔当作自己的家。
新京报：你不担心克孜尔的研究和保护后继无人吗？
赵莉：有人离开也会有人留下。10个人中总能留下1个吧。慢慢来，但是我们和敦煌研究院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新京报：哪怕在克孜尔的基础研究完善之后，和敦煌的差距也没有办法减小吗？
赵莉：因为我们在提高的过程中，敦煌研究院也在飞速发展。两者的差距甚至可能越来越大，过去差的是20年、30年，现在差得估计是40年、50年了。
新京报：你会不会有一种无力感？
赵莉：当然了。我们的学术团队一直建立不起来，人才留不住。但是，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我不轻言放弃，我想做的事，哪怕20年、30年我也一定要把它做成。
新京报：在你看来，从事考古工作最需要也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赵莉：热爱。因为我热爱，我才能留下来。我留下来了，我就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的水平能有北大教授高吗？没有！但是，我所具备的条件是北大教授具备不了的。因为我就是克孜尔的人，我守护在这个地方，可以随时上洞窟。对于其他学者而言，克孜尔是他们研究生涯中的星星点点，但是对我而言，克孜尔是我的全部。
第77窟佛传故事“天人供养”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我不怕吃苦，但我对不起孩子
新京报：面对这么艰苦的工作环境，你有后悔过吗？
赵莉：我这人是很能吃苦的，那些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方面的艰苦与匮乏对我而言都不算啥。但是，面对我的女儿，我很后悔。我完全没有时间照顾、培养孩子。在上小学一、二年级时，每次我临走前，女儿都抱着我哭喊：“妈妈你什么时候才能不离开我啊？别的妈妈都在孩子跟前，就我的妈妈不在我身边！”我无言以对，眼泪只能往心里流。渐渐地，女儿对我越来越失望了，不管什么事，妈妈是永远指望不上的，便赌气不再理我了。我在克孜尔的时候，女儿从来不会主动打电话给我。我问她：“你不想我吗？”女儿回答：“想你有用吗？我想你你也回不来。”这点让我特别伤心，我觉得作为母亲我很失败。
赵莉在克孜尔石窟修复壁画的现场工作照片。
新京报：你一年大概有几天能陪在女儿身边？
赵莉：这个不好说。我长时间在克孜尔工作，即便回到乌鲁木齐，大部分时间也是出差、出国路过。有时候，家就像旅馆一样，只是一个落脚点，从克孜尔回来住一个晚上、两个晚上，我又走了。
新京报：你丈夫有和你谈过对你工作的想法吗？
赵莉：我丈夫特别理解我、支持我。我所有的家人，包括我丈夫、我母亲、我姐姐，他们都觉得我在做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这些年我一直在做海外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复原研究，身边人也会质疑，做了这么多年还做不完，是不是你能力不行？我丈夫也会催我，认为这本书稿应该出版了。直到今年春节，他帮我校对书稿，他才真正明白这项研究项目有多大的体量，每一幅壁画的复原又有多少困难。他说：“怪不得你老是交不了稿。”
等到他最后看到成稿的时候，他说自己被震撼了。他激动得一宿都没有睡觉，一遍一遍地看，不停地问我，这幅图是怎么复原上去的？你怎么知道那幅壁画的位置？他比我兴奋，像个孩子一样。
如果没有研究院以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没有家人和这些老师们的支持，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这个项目是根本完成不了的。
新京报：是什么让你在克孜尔坚持了二十几年？
赵莉：因为克孜尔就是一个宝藏、一个谜团。在它面前我只是一个小学生，我才刚刚打开了克孜尔的门，还没有迈进去。克孜尔已经融入到我的血液里了。它是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让我脱离克孜尔的研究，我可能就活不下去了。
撰文
肖舒妍
编辑
宫子走走申婵
校对
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