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作为和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列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自流传入中原地区就迅速在民间流传。但佛教在中原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中国历史上就发生过由种种原因引发的无数次“灭佛运动”，令佛教的发展之路一次次的深受打击；其中有四次大规模地“灭佛运动”，分别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统治时期发动的灭佛事件，统称为“三武一宗之厄”或“三武一宗法难”，今天就详细为大家讲解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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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事件
北魏存在于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南北朝时期，也是北朝中的第一个北方政权；北魏第三位皇帝太武帝拓跋焘虽然出生于被汉人视为“蛮夷”的鲜卑族，但其一生雄才大略、励精图治，是位有抱负有理想的君主。
拓跋焘（图片来源于网络）
对于崇尚“以武治国”理念的拓跋焘而言，心目中就是希望举国皆兵；拓跋焘在位期间北驱柔然，南攻刘宋，大破胡夏、北燕、北凉统一了北方地区，随着征服土地范围的扩大和统治子民数量的增多，为了长期控制中原地区并巩固政权，拓跋焘无限增长的野心势必和佛教产生冲突。
在拓跋焘刚刚继承皇位初期，也喜欢和佛门有德高僧谈经诵佛、坐论禅理，随着北魏信奉佛教的人民数量急剧增长，佛教在北魏的势力也逐渐发展壮大；自佛教传入中原地区，为适应民间的传播发展需要，势必和阴阳五行、吉凶预测之类的神秘学说扯上关系，人民信奉佛祖而不敬畏统治阶级，必定妨碍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权威。
拓跋焘（图片来源于网络）
更由于出家之人向来有免除税赋和徭役的特权，也可以免服兵役，相对于北魏对外扩张的战争中有重大影响，很多人就是为躲避苛捐杂税以及兵役徭役而视佛门为避难之所，更本着佛门“慈悲为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教义远离战争，造成了北魏军队兵源的招募困难，国土扩张步伐的停滞，使拓跋焘对佛教不满之心日渐滋长。
自佛教传入中原以来，对本土盛行宗教特别是道教的冲击不止是一星半点。太武帝的宠臣，官拜北魏司徒的崔浩出身于世族大家，平生涉猎阴阳五行和易经术数学说，极度笃信道教，特别推崇北朝道教领袖代表寇谦之的“天师道”，经崔浩极力疏佛近道的劝谏和影响，拓跋焘在募兵过程中极不顺利的情况下，接纳并加入了寇谦之吸收儒家理论改良过的“五斗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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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年，太延四年，一直将战争视为强国之业的拓跋焘在攻伐北凉前颁布诏令，勒令年龄五十岁以下的僧人一律还俗加入军队服役，为国征战沙场。
公元年，拓跋焘改年号“太平真君”，深信道教的他在国内兴建道场道宫，成为彻头彻尾的虔诚道徒；公元年，太平真君五年，拓跋焘开始轰轰烈烈的“灭佛大计”，先是诏令天下禁止豢养容留僧人，若有私藏者限期交出，逾期或隐瞒不报者死刑并诛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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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年，太平真君六年九月，陕西杏城发生了聚众十万余人，反抗鲜卑族残酷统治的“盖吴起义”，翌年拓跋焘领兵镇压叛乱过程中，途经长安一所寺庙时发现僧人私藏兵刃，怀疑僧人和叛贼盖吴私下勾结，震怒下屠尽整间寺庙和尚，崔浩乘机进谗言劝拓跋焘“灭佛”，于是北魏佛教迎来灭顶之灾。
北魏太子拓跋晃对佛教情有独钟，屡屡上书劝阻拓跋焘的“灭佛运动”，与父亲意见产生巨大分歧，虽然“灭佛运动”暂缓，但僧人们还是成为过街老鼠，除部分闻迅遁逃外，还是有很多无辜僧人难逃劫数，经书被焚、佛像被捣、寺庙被毁、僧人被诛，北魏国家内和佛教有关的全部未能幸免，全国上下人人自危，与佛门有关联的人更是惊弓之鸟，草木皆兵；太子拓跋晃尽己所能秘密隐藏了一批经书佛像外，还营救了不少僧人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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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的灭佛运动，史称“太武法难”。灭佛不久后的公元年，寇谦之病亡；公元年，崔浩因在其主持编撰的国史中，昏了头揭露拓跋焘祖先的屈辱历史，除本人被拓跋焘腰斩还诛连族人数百，史称“国史之狱”；公元年，拓跋焘也被北魏权臣宦官宗爱所弑；太武帝驾崩后，继位者文成帝下诏停止“灭佛运动”，佛教才在民间渐渐恢复兴盛，至孝文帝元宏统治时期，北魏僧尼数量已超过万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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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太武法难”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灭佛事件”，首先是宗教与统治阶级的利益产生冲突，其次是外来宗教与本土宗教的利益产生冲突，最终信仰冲突产生的矛盾急剧白热化，在封建制度下发生的一幕悲剧。
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事件
又是发生在南北朝时期的北周。宇文邕是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北周第三位皇帝，为人尊儒重道，致力于发展国家统一，也是位有德明君，同时还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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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邕自小至孝聪慧，为人大度，前途可谓一片光明；宇文泰死后，宇文邕的几位兄长上位，但被堂兄权臣宇文护以各种借口屠戮殆尽；17岁时，宇文邕被权倾朝野的宇文护架上皇位，成为“北周武帝”，但宇文护只是将宇文邕扶植为自己的傀儡，宇文邕虽有帝王之名却无帝王之实，北周军政实权一直把持在宇文护掌控中。
宇文护的任性妄为，独霸北周行径自然令宇文邕大为不满，在权势和影响力不及宇文护的不利情况下，宇文邕只能见机行事；宇文护极为推崇佛教，亏心事做太多就妄想能得到佛祖保佑而高枕无忧，利用权力在国内劳民伤财，大兴土木建造寺庙，宇文邕为明哲保身，不得不依附宇文护一起投其所好大力宣传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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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宇文护的羽翼袒护之下，北周佛教工作发展的一日千里，如火如荼，和尚尼姑成为当时最吃香的职业，不仅享受无数特权，而且可以不用纳税，不少怀揣梦想之人“飞蛾扑火”地投身这个伟大事业，一时间北周出家风气盛行，劳动力都跑去当和尚，原来的耕地农田上盖起了寺庙，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因此而停滞不前。
公元年，北周天和二年，对佛教心有不满的卫元嵩勾结道士张宾，上疏请求宇文邕废除佛教，此事正中北周武帝下怀，于是“灭佛运动”开始计划酝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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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年，北周天和七年，宇文邕用计诛杀宇文护后大权在握，启动了“灭佛运动”的前奏。翌年年末，宇文邕召集文武百官、僧道共同探讨，提出了“儒为先，道居次，佛为末”的断言，为“灭佛”埋下了伏笔。
公元年，北周建德三年，宇文邕下令“灭佛断道”，然而倒霉的不仅仅是佛教，连带道教也一并属于被禁之列，一夜之间北周国内经书道书被焚烧，佛像神像被融解或被捣毁，僧人道士被驱逐，塔庙道观被夷为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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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年，北周建德六年，北周灭北齐前全国人口万人，灭北齐后人口激增至万人，僧尼的数量却突破了万，几乎占据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当然其中也有心怀不轨之徒混水摸鱼，并不是单单奔着真心“弘扬佛法”的目的性而来；此时宇文邕将“灭佛断道”运动扩展至整个北方地区，毁寺庙4万余座，勒令强迫万僧道尼还俗。
次年五月，宇文邕率军兵分五路北伐突厥途中病倒，六月回到洛阳当天病逝，享年3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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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北周武帝“灭佛运动”固然有部分是因为宇文护的原因，主要原因还是为了国家。宇文邕的政治理念“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在宗教和统治阶级利益产生抵触，在由其主导的“灭佛运动”过程中，虽然时间周期长，覆盖范围广，却使北周国力到达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宇文邕只是强迫僧道尼还俗，并未予以残酷极端手段大肆屠杀，其治国手段的灵活变通，不仅让北周军队规模得到扩充，更使国家耕地扩大和经济发展得到恢复；由宇文邕主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灭佛运动”，是“功在当今，利在千秋”的利国利民性举措。
唐武宗李炎灭佛事件
正所谓“乐极生悲，物及必反”，此次的“灭佛运动”，发生在佛教鼎盛时期的唐代。隋唐两代，其历代统治者都大力推崇并提倡佛法，一时间这种外来宗教以极快速度在民间漫延开来。
公元年，唐元和十四年，大唐第11位皇帝唐宪宗李纯在关中佛门圣地法门寺奉迎佛舍利至宫中，三日后送往长安各寺庙供僧人和信徒瞻仰礼拜，又在大唐国内掀起了一股狂热的佛教浪潮。
李纯（图片来源于网络）
唐朝开国以来，佛教势力根深蒂固并开枝散叶，寺庙和僧人都不用缴纳税赋，而且还需要社会底层百姓的供养，越来越多好逸恶劳和逃避税赋之人遁入空门，长此以往形成社会问题并有很严重的国家隐患，逐渐连唐朝中央政权也深受影响；安史之乱后唐朝元气大伤，中央集权日益削弱，藩镇力量逐渐强大，僧、道两大势力也在蚕食着儒学的影响范围。
此时唐代著名大诗人韩愈站出来发声，向唐宪宗上表以儒家的主观立场坚决反对佛教，大意是认为佛教源于外邦，与中国风俗人情各方面都不相同，若是佛祖这么灵验，有什么因果报应尽可以往我韩某人身上施展等云云。韩愈这篇奏表原本是一片为国为民的赤诚之心，“强化中央集权，确定儒家正统”，却与唐宪宗一意向佛之心背道而驰，李纯恼羞成怒下原本要处死韩愈，多亏了旁人说情，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触犯天子之威的韩愈还是免不了被贬官的下场；信奉孔孟“忠君孝亲”儒家之道的韩愈向来不喜佛教，认为佛教来自夷狄之邦，与中原风俗文化格格不入，但他的反佛行为正处于唐朝全民向佛的鼎盛时代，下场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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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纯在位期间礼佛信仙，滥用丹药，朝廷间各势力相互倾轧，导致唐朝国势日渐衰败，之后继位的穆宗、敬宗、文宗依旧大力弘扬佛教，结果就是国家负担日益严重，僧尼数量直线激增，国家财政大量流入寺庙导致国库空虚。
直到唐武宗李炎即位后，这种极不平衡的社会状况才被打破；与先辈们礼佛不同，李炎极其信奉道教，于会昌元年便开始策划“灭佛运动”；公元年，唐会昌二年，在唐代道教名仕“赵炼师”赵归真的唆使下开始“灭佛运动”，勒令有犯罪记录、破戒和欺诈的僧尼还俗，寺庙财产充公。
李炎（图片来源于网络）
会昌四年至六年间，唐武宗的“灭佛运动”达到高峰，除东都洛阳留两寺，西都长安留四寺，一州只留一寺外，其余全国寺庙近五千所全部拆毁，强迫僧尼还俗者近三十万人，佛像佛钟等融铸钱币或制成农具，寺庙财产全部充公，寺庙土地回归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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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年，唐会昌六年，李炎因服食赵归真丹药中毒暴毙，赵归真也获罪被杖杀；直到信奉佛教的唐宣宗上位后，才宣布停止了“灭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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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唐武宗灭佛史称“会昌法难”。佛教在唐朝的兴起，和当时统治者的宗教信仰有着密切联系，唐朝的第三次“灭佛运动”从最早的发起人傅奕，直到中期的韩愈，至晚唐李炎才最终实现，其中寺庙经济也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只是唐朝政权也病入膏肓，最终唐末爆发的农民起义使中原佛教又一次遭遇重击，人员流失加上佛经丢失，没有了基础的佛教再不复当年的香火鼎盛。
后周世宗柴荣灭佛事件
唐朝灭亡后，中国又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南北大分裂，各个割据政权交替出现，彼此之间纷争不断，这个时期就是“五代十国”；其中后周世宗柴荣就是这个乱世的一位英明君主。
柴荣（图片来源于网络）
柴荣一生南征北战，其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贡献，为之后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繁荣的北宋奠定了基础；“五代十国”中各个小朝代都为了巩固现有领土并抵御外侮，在宗教方面有一定的限制性措施。
五代十国（图片来源于网络）
公元年，后周显德二年，柴荣为增加国家劳动力和军队兵源问题，开始对国内的寺庙和僧尼进行大整顿。柴荣并未对出家人大挥屠刀，只是对僧人的出家条件进行规范化，颁布诏令严禁寺庙私自招度僧人，严禁作奸犯科之人遁入空门等等，同时还拆毁没有获得官方承认的寺庙三万余座，勒令还俗僧尼六万多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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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后周世宗的大力整顿，全国只剩不到三千座寺庙，原本已经衰弱不堪只能勉强维持的佛教更加走向衰败，儒佛道的三教矛盾也没有那么尖锐了，即使不能和平共处，彼此之间的关系也缓和许多。
综上所述，后周世宗柴荣的第四次“灭佛运动”虽然没有之前的三次那么激烈，却是影响力最为深刻的一次，他令原本一蹶不振的佛教更是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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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灭佛运动”，以上面这四次规模最为宠大，西传佛教和南传佛教两大重要支派受到打击影响最深，北方佛教派系基本凋零，南方佛教派系迎来了发展高峰。
佛教十宗中唯余大乘八宗的净土宗和禅宗，由于他们属于自给自足，自耕自食的性质，此后发展成为中原佛教的主要宗派，其余大乘六宗和小乘二宗归于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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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自传入中原地区以来，与中原儒家、道教之争从未间断。儒家的“忠君孝亲”，以及儒家伦理著作《孝经》的《开宗明义章》中的“身体毛发，授之父母”，与佛教中的剃渡出家，典故“割肉喂鹰，舍身饲虎”等有很大的抵触，其“慈悲为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教义，更是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战争扩张、掠夺屠戮的理念方针南辕北辙。
统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出于各种原因开展“灭佛运动”，镇压取缔沙门也在情理之中，只是大量珍贵的佛教文化和文明遗产，以及艺术珍品就此被毁，不得不说这也是中华文明的一大重要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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