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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胜义雄中国人的历史意识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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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和伦理

中国被称为“世界第一历史大国家”,“遗留下来的史书之山堪称宝库”。在中国,如此庞大的历史记载在几千年时间里为什么会如此生生不息?为编纂历史而做出的执着努力是由何种精神支撑的?我认为这是思考历史所要面临的重大问题。虽然我无意对这一重大问题做出充分解答,但我还是想举出一些中国史书及撰写史书的历史学家所具有的一贯特色,并以此为线索,找出解决问题的头绪。

首先,中国的庞大史书,以及众多历史学家的一贯特色之一,是看待历史的眼光常常包含强烈的伦理精神。中国首部史学方法论专著的作者,唐朝历史学家刘知幾(公元—年)强调,历史家的首要任务即“彰善贬恶”,为了实现这一点而“不避强御”,也就是说毫不回避掌权者,针对掌权者的恶行,即使赌上性命也要“直笔”批判,这一观点正是伦理精神的典型体现。中国历史学家的这种伦理精神显然来自“劝善惩恶”的《春秋》“大义”。

但问题是,以强烈的伦理精神作为本质之一的《春秋》,在古代中国为什么一直被认为是“史之大原”?以《春秋》作为史书典范,因而历史学家有责任仿照《春秋》经常针对历史行为进行伦理考察的观念,为什么会得以如此坚韧的持续呢?这个问题,无法简单地通过《春秋》修订者孔圣人的权威,抑或儒教的问题得以还原,而应该把它当作两千几百年的时间里、一直把孔子作为权威来信奉、持续主动坚持儒教意识形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结构问题来进行探索。也就是说,中国的历史学家及史书,为什么必须具有如此程度的伦理性?与此同时,具有如此伦理性的史书,是如何得以存在的?

《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年)中,有“夏五月乙亥,齐崔杼弑其君光(庄公)”的记录。据《左传》的解释,齐国崔杼的君主庄公与其妻私通,崔杼并未亲手弑君而是指使手下杀害了庄公。该事件发生之后,齐国史官兄弟二人为了保留记录而遭到杀害,最终根据二人的弟弟的记录,上述事件才得以留存。这种毫不惧怕强权、“直笔”记录事实的史官,作为中国历史学家的理想形象,先由刘知幾所继承,而后得以发扬,中山治一以上述《左传》的解释为基础,对历史记载及伦理批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如下考察:

崔杼杀害两名太史目的在于转移问题,但他出于什么原因必须连续杀害两名太史呢?当然,这是因为担心自己的行为会被记录下来流传到后世。然而,历史学家并没有对崔杼进行主观道德批判,仅仅只是把崔杼的行为原封不动记录了下来而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崔杼惧怕的并不是历史学家的各种主观判断,应该说害怕的是自己的行为被记录。因此,原封不动地记录人的行为,其本身就包含了伦理批判。

……人类行为或人类事实的记录本身所具有的伦理批判性……就是历史批判的本质……史书经常被称为“镜”的根源,实际上就在这里。(中山治一《史学概论》第11—15页,学阳书房,年)

记录本身的性质包含伦理批评,这一点的指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记录本身所具有性质的这一面,使人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历史学家理应做出伦理批判的这一持续观念,是出于怎样的缘由?这种观念在中国尤其显著地表现出来,又是出于什么原因?这些仍然是有待解决的问题。而且在中国,历史批判并非单纯出于个人道德乃至家庭道德层面的“劝善惩恶”,所谓的“劝善惩恶”原本作为君臣之间的道德,已上升成为与国家乃至全体人类社会相关的广泛层面的问题。在这里,历史批判不仅仅局限于伦理批判,而是直接与政治批判密切相关。我们不得不问,为什么中国的历史记述如此执着地饱含伦理政治考察呢?

二、经世与历史

中国史书与历史学家的第二个一贯特色,正如《资治通鉴》的典型表现,在于把历史作为政治资本的强烈意识,史学应以立足于“义”着眼于“经世”的思想,正是十八世纪的章学诚在最深厚的哲学基础上构建史学理论的基本主张。

“经世”一词,通常是指“治理天下”,被特别用于理解政治或统治上的意义。“经”的原意是“纵线”,所谓“经世”则是为世界引出纵线,意味着建立通用于整个人类世界的秩序。这与联结近代国民国家的国家学(Staatswissenschaft)的“政治”观念不同,是超越了国家层面、更为广阔的整体人类世界秩序,并通过秩序的确立来维持文明世界。既然“经世”是这样的人类世界秩序,以维持文明世界为目标,那么这就必须与人类社会生活的秩序,以及文明人类的不断创作(即“教化”)联系起来。为社会生活加以秩序、构成文明人类的基本条件,并成为“教化”基准的,正是“经书”中所指示的伦理规范、是非善恶的价值基准。

因此在中国,政治和伦理是一体的。伦理是政治赖以生存的基础,而政治则被认为必须以建立伦理世界(即文明世界)为目标。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小到个人,大至整个人类世界,必须整合至同一个伦理(等同于政治)秩序。然后,该秩序原理被称为“礼”,“礼义”即“礼”的原理,是构成文明世界的基本条件。如若失去这种条件,人类世界将堕落为野蛮与禽兽的世界,它被认为是文明人类的最后一道防线。

因此,关于中国史书和历史学家,在第一节所提到的强烈伦理精神特色,以及本节所给出的第二点特色,即对政治的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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