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如果我们将作家群局限于加洛林帝国的西方部分，局限在法兰西，那么我们在诗歌领域能够提及的人就只有阿基坦人“黑人”艾尔莫尔，他用诗歌歌颂了虔诚者路易和他儿子丕平的事迹。
不过在*论文和小册子方面，在虔诚者路易统治的动荡年代中，却有几位代表人物。最有活力的当推里昂大主教阿戈巴尔。我们在上面曾经引用了他的几段文章摘录，表现出他的尖刻和讽刺，甚至皇帝本人也常常成为他的靶子。与这些对皇帝怀有怨恨的作品相对，也有把虔诚者路易当作英雄的历史作品。其作者是位无名氏，人称之为“天文学家”，因为他对星体现象怀有深厚兴趣。该世纪唯一一部真正称得上“历史”的著作出现在秃头查理统治初期：它的作者是一位加洛林家族的成员，查理曼之女与她的情人安吉尔贝尔所生之子尼塔尔。他在简单论及虔诚者路易的统治之后，重点描写了从年至年的历史事件，而他本人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
传统主义和实用主义
因此，尽管在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统治时期涌现了一些带有个人主义倾向的人物，但应该强调指出，这些人物通常是属于传统主义的，并且缺乏独创性，加洛林文艺复兴由此也主要是教育和引导方面的运动。它对西方文明最积极和最持续的贡献在于它的实践特征，渗透着宗教关怀：用知识的形式，引入书籍和图书馆、引入文字书写和学校，而所有这一切都带有古典传统的印记。
那么，这是不是说“加洛林文艺复兴”对唤醒艺术生活的贡献微不足道呢？虽然在文字作品领域，人们对美学的关心停留在次要状态，但艺术本身并非如此，加洛林文艺复兴给予的推动非常强劲而且非常显著。加洛林时期的艺术和这一时期其他的文化产品一样，首先是官方艺术，是根据君主的命令创作的。
这一事实首先表现在小彩画上。国王下令在宫廷内的抄写工作室里对手抄本进行绘画装饰。经过大红颜料、*金和白银的装饰，这些抄本变得金碧辉煌，这为君主增添了光彩，显示了他的财富、他的权力和他的高贵。在这方面，可以列举的著名书籍有：《查理曼福音书》,这是戈德斯卡尔克的作品；虔诚者路易年赠送给苏瓦松圣梅达尔修道院的《福音书》；安吉尔贝尔送给他自己任俗间院长的圣里基叶修道院的《福音书》，这部福音书是他从查理曼那儿得到的。这些艺术杰作本身均出自“王家”工坊，体现了最纯粹的“查理曼风格”，主要画面表现为人像，可能受到古典模式或拜占庭模式的影响。
除了王宫以外，另一种独树一帜的艺术是来自法兰西北部各个修道中心的小彩画，主要在科尔比。这些画作与最古老的“王家”作品处于同一时期，主要受来自意大利题材的影响，甚至还渗透着墨洛温时代的古老因素。它们没有摆脱墨洛温时代基本装饰形式，对人像的表现显得笨拙。然而，与国王*治目标相适应，它们对人物的表现也体现了一种新潮流。在国王*策的推动下，很快实现了许多进步。
在法兰西的其他地区，来自不列颠群岛的装饰艺术占据着主导地位，例如在图尔，在阿尔昆影响下制作的手抄本插图非常朴素，证明阿尔昆不太在意要模仿君主之侧所做之事。只是到了后来，图尔书籍的插图才获得在那个时代的流派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荣誉。
在离图尔不远的弗勒里，当地手抄本的质量远高于毗邻图尔的圣马丁修道院书籍。他们的灵感同样来自不列颠群岛的图案，而釆取了与奥尔良主教忒奥杜尔夫修道院长不同的姿态，这位修道院长似乎对他自己主管的修道院的艺术活动不太有兴趣。因此，在外省，艺术的情况是多样的、碎化的，游离在墨洛温遗产、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和地中海艺术教导的影响之下。外省这些修道院艺术与王宫艺术有着明显的对立，来自宫廷的不断的指令表明了这种统一性并不存在。
教会宝藏和金银器
教会在加洛林时代的物质财富、高级教职人员对奢华的追求，以及他们愿意将土地剩余产品的收入投资于贵重物品的偏好，乃是“加洛林文艺复兴”给金银器艺术以强大推动的重要原因。我们保留着大量9世纪关于教堂动产和不动产的铭文，大部分铭文开宗明义通常是一份教堂“宝藏”的详细清单，其中列举并常常细致描绘教堂收藏的珍贵物品，它们通常为礼器。固定的或可移动的祭坛常常覆盖着贵金属、珍珠或宝石，就如年圣里基叶教堂一份“铭文”所提到的那些物品。
在圣德尼的宝藏中有一幅《圣吉尔之主》，它来自秃头查理的赠予，很可能就是在宫廷工坊里制作的，它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画面。圣物盒或圣人遗骸盒也完全用贵金属制作，并布满各种装饰。在法国，有非常罕见的遗存，例如保存在孔克宝藏中的*金圣骸盒，这是由丕平德阿基坦送给圣富瓦修道院的，上面绘有耶稣受难图；还有如被人们称为“查理曼之盒”的圣人遗物盒，直到法国大革命为止一直保存在圣德尼修道院，现在保留下来的仅仅是镶嵌*金和珍珠的古代首饰了，它原来是盒子的脊盖。教堂还拥有大量的*、十字架、耶稣受难十字架等物品，它们都用贵金属经艺术加工制成，常常镶以珍珠。不过现在留下来的样品已经为数极少。
象牙和雕刻
此外，属于教堂宝藏的还有加工过的象牙品。位于第一位的是刻有主教姓名和弥撒中需念诵的圣徒姓名的记事牌。再也没有其他物品，能比这些精雕细刻的象牙物件更好地体现浮雕艺术的复兴了。因为，“加洛林文艺复兴”的雕刻艺术似乎在石刻方面不太成功：大部分出自祭台、围栏或家具上的石刻作品延用墨洛温时代简单的几何图案。某些石块上装饰有人物场景，但其制作极为粗糙。
在艺术领域与在文学领域的情况一样，加洛林文艺复兴妒首先是为国家和教会服务的知识运动和艺术运动。教会从中大量获益，并在君王的推动下，甚至直接指导下，以积极的姿态作出贡献。君王的推动作用再次体现，而且表现得非常耀眼；在中世纪法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其他时代的艺术，能如此忠实地反映和突显*治史的运动。
“当他在莱茵河对岸追击自己的儿子日耳曼人路易之际，皇帝虔诚者路易病倒了。人们将他平放在一艘船上，这艘船沿美茵河与莱茵河而下，直至一个靠近因热尔海姆的岛屿，在那里，皇帝不治身亡……罗泰尔立即从意大利赶了过来，并占据了皇位……，日耳曼人路易和秃头查理因眼见自己被剥夺了一切继承权，遂联手抗争。”以上为本笃会修士雷吉农德普伦对公元年呈现的局势所作的概述。这一已经持续十年之久的围绕着继承问题而展开的斗争,就这样在虔诚者路易的几个儿子之间进行。兄长罗泰尔已被其父皇扶上帝位，并觉得自己有权继承整个国家。他的几个弟弟，即路易、丕平和查理，则依据日耳曼人的传统做法，要求获得该分别属于他们的继承权。确实，丕平在年一命呜乎，但他留下了一个儿子，这就是丕平二世，后者在这场竞争中取代了其父的位置。
这些战争最为糟糕的地方，既不是他们这几位兄弟之间的自相残杀，也不是似乎存在于他们之间的病态的仇恨，而是它们最终诉诸,并且不断地诉诸贵族成员的相互争斗。在三年的时间里，这几位兄弟使用各种伎俩来勾引其对手的“拥护者”。由于罗泰尔宣称全盘继承其父皇留下的一切，而查理和路易要求的只是该分别属于自己的份额,后两人遂有可能相互接近，并为共同对付兄长结成同盟。由此，具有决定意义的对抗即将产生：此事于年6月25日发生在距奥塞尔不远的丰特努瓦-昂-皮伊塞耶。这也许是这个世纪最为血腥的战事。实际上，对于每位参与者而言，此次战事可谓决定荣华富贵乃至生死存亡。每位大贵族对此所寄予的一切期望，将依据交战的结果，要么成为现实，要么化为泡影。罗泰尔吃了败仗，虽然他还没有完全认输，但他的两位弟弟已经从偶然的串通中得到了启迪，遂通过著名的《斯特拉斯堡誓约》建立持久的同盟，这一誓约是在年2月14日，当着两支大*的面，分别以罗曼语和日耳曼语来宣誓的。于是，《凡尔登条约》即将产生，这一条约堪称中世纪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条约之一，因为它构成了法国与德国的建立的起源。
《凡尔登条约》
这一条约并非单独地产生，已商定将国土平分成三份的三兄弟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加洛林王朝的统治完全忽视了王室领地的数目与大小，因此也忽视了王室领地的地理分布。人们组成了代理相关事务的委员会，并在经过没完没了的讨论之后，达成了如下协议：“路易获得莱茵河以外的领土，外加莱茵河西岸的美因茨、沃尔姆斯和斯皮尔以及其伯爵领地；罗泰尔的份额包括莱茵河与埃斯科河之间并以默兹河为界的领土，外加康布雷、埃诺、洛姆、卡斯特里斯伯爵领地，以及默兹河沿岸的伯爵领地。罗泰尔统辖的国土的西部边界沿着默兹河伸展，从索恩河与罗讷河开始一直延伸到大海，并且也包括了沿岸的伯爵领地。此外，罗泰尔还得到了位于这一区域之外的阿图瓦。一直到西班牙的其余部分，则归秃头查理所有。”
王权的机会
并非所有的人都对这一条约感到满意，丕平二世就是个不满意者。阿基坦已经属于他的父亲，因而，他觉得此地应该归他所有。他不甘心自己被排除在外，于是在二十年的时间里，通过各种方式，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进行斗争。
此外，这几位兄弟并非真心实意地放弃相互争斗。在三十年的时间里，人们看到他们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在他们自己的王国之外制造麻烦。这种局势因这样一种现象而日益加剧，亦即罗泰尔一世很快撒手人寰，他的王国由他的三个儿子瓜分，而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人能够成为合法继承人。这就意味着这些年轻国王们的叔叔们可以静观这三个新的王国的演变，并伺机将它们占为己有，实际上，他们最终未花费太大的力气就如愿以偿。虔诚者路易的子孙们之间的这种持久对立，及至年左右，是绝对影响整个*治生活的基本因素。它尤其导致了国王的地位，特别是秃头查理的地位的根本削弱，后者始终面临着其领土内结成同盟的诸侯的威胁，这些诸侯当时站在了不用担心其王国利益的德意志国王一边。
如果说王朝当时还没有完全灭亡的话，这得归因于以下两大因素：其一是教会的作用，其二是贵族内部的反对力量。通过主教职位加以体现的教会对王朝予以了支持。虔诚者路易统治末期以来，教会觉得自己从君主那里得到了这样的承认，即它可在局势随着王朝越来越受到削弱而日益严峻之时，在治理方面拥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以便站在君主一边守住底线。于是，教会遂有兴趣去支持让它产生最大影响力的权力组织形式。教会的另一个动机则是，自其一大部分产业被查理马特和矮子丕平改为俗用以来，教士不断地为收回自己的财产而进行斗争。然而，如果说国王们尚有可能对教会的财产权予以承认的话，那么，人们却根本不可能指望那些诸侯在占取这些王地后也会这样做。鉴此，教会完全会有兴趣去捍卫君主的权力，并反对诸侯们通过损害王权来扩充自己的势力。
至于贵族内部的反对力量，则可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在某个区域当中，每一个大家族均拥有一个稳固的基础，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它需要排除那些妨碍自己在本区域内具有垄断地位的家族。由此，某些家族全神贯注于让本家族的成员在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伯爵领中保住伯爵的职责；但是，这种野心自然而然地会与相邻的家族的类似想法发生冲突。我们还得注意在渚侯中存在着宗派。这些宗派的形成原因各异，有的是因为亲属关系，有的是因为传统，还有的是因为根本利益；而在重大的*治斗争中，这些伯爵的家族是通过整个集团来行动或改变立场的，但是，这些集团是彼此势不两立的：如果某个集团站在国王一边，另一个集团就会站在国王的对立面；这导致了贵族内部的分裂，并使得君主获得某种支持,这种支持在构成方面变化莫测，但在重要性方面却恒久不变。
结语
不过，这些因素的作用仍难以确保中央权力的强大。逐渐地，天平在向豪门望族倾斜。现在，让我们回过头去审视此期的另一个主要现象：诺曼人的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