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小楼
《河洛古国：原初中国的文明图景》是“中华文脉：从中原到中国”丛书首册。本书通过对“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双槐树遗址考古领队等学者学术生涯的回溯及其发掘双槐树遗址的全过程，全面展现了双槐树遗址的发现过程、建筑结构及历史意义等。全书引用大量翔实的考古材料，多层次、立体化展现“河洛古国”出现的文化坐标，以抽丝剥茧的方式将冗长繁杂的考古史料简化精炼，生动地解读了双槐树遗址城池、建筑、墓葬、牙雕蚕、北斗九星文化遗迹、祭祀遗迹等重要发现。
编者
吸引我阅读本书的正是封面上的“河洛古国”四个大字，让人忍不住联想起盗墓题材里提到的“精绝古城”，总觉得在上古时期的河洛古国也有不少值得深挖的史料故事。
果不其然，在文化学者齐岸青的《河洛古国：原初中国的文明图景》一书里，通过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多位首席科学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多位首席专家学术生涯的回溯为线索，系统记录了年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双槐树遗址的发掘过程，全面展现了双槐树遗址的建筑结构、墓葬及牙雕蚕、北斗九星文化遗迹、祭祀遗迹等重要发现，并引用大量翔实的考古材料，多层次、立体化地展现了“河洛古国”的文化坐标及历史意义，勾勒了年前中华文明的原初样貌，书写了*帝时代的灿烂历史。
司马迁曾有言，“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
几十年来，有关夏商周的重要考古发现，足以证明夏商周三代与河洛之间的密切关系。只可惜文献记载中并没有确切的纪年，以至于我们讲述历史，都只能追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再往上就存在分歧，或是有王无年，出现“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历史”的尴尬现象。
甚至有外国学者认为，我们所谓的夏朝，不过是商人臆想出来的历史传说。即便有甲骨文的出土得以证明商代的存在，但时至今日也不乏有人依然会认为商代也不过是传说中的时代。
年5月7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在发布会上，公布了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实证了河洛地区在距今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表明了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是*河文化之根、华夏文明之*。
双槐树遗址位于*河南岸高台地上、伊洛汇流入*河处的河南省巩义市河洛镇。近几年随着多位知名考古学家实地考察和研讨论证，确认为距今年前后古国时代的一处都邑遗址，因其位于河洛中心区域，而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
《周易》中有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具体来说是关于伏羲爷的一段故事。相传，伏羲爷曾在清浊分明的河洛交汇处，观天象演八卦，绘制了“河图洛书”，还教会了村民结网捕鱼、狩猎养兽，慢慢地，人群聚居，筑造起最初的城邦——五帝邦国、三代都邑……
正是这片区域诞生的神秘“河图洛书”，创造了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这几种文化在考古学上先后叠压，在文化内涵上一脉相承，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和聚集地，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圣地。
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曾提出中国古代文明的三个阶段：古国、方国、帝国。在他的特别论证中，古国是高于部落的、相对独立的*治实体。
在文明进程的阶段划分上，李伯谦和中国大多数考古学家一样，在对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乃至早期铁器时代的研究基础上，基本认同了中华文明和国家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阶段，是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古国-方国（王国）-帝国”三大阶段。而古国阶段大体处在公元前年到公元前年，是社会复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李伯谦等考古学家在巩义双槐树遗址的考古发现，则是从考古实践的角度，以双槐树遗址为范例来提炼古国的理论标准。
随着《河洛古国：原初中国的文明图景》对双槐树遗址考古的深度解读，河洛古国的真相也将一点一点被揭开。古国兴衰的印记不仅记载了一个国家和民族成长、发展的历史，还让今天的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帝时代的存在。
难能可贵的是本书的记录方式，不同于那些晦涩难懂且略显枯燥的考古记录报告，《河洛古国：原初中国的文明图景》的文字是极为优美，极富文学性，且通俗易懂。而本书重点围绕着“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双槐树遗址发掘的三位重要引领者——李伯谦、王巍、顾万发，讲述了他们的考古人生，由此而带给我们的感动与启发更是不在话下。
诚如本书作者所言：一条河，打开了一部史书；一座山，解开了远古的密码；一块区域，刻下道道文明的痕迹，留下层层文化的年轮，等待我们去阅读、破解与触摸。
本文来源：江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