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三世纪上半叶的东亚文明仍以华夏为代表。彼时，经过百余年争霸，波澜壮阔的战国时代已经接近尾声，逐渐露出了“统一”的势头：
商鞅变法使秦国拿到了走在“统一”之路上的最利兵刃，在以“耕战”为核心的、极其超前的“总体战”面前，先是老牌霸主魏国屡遭打击，全部丧失河西之地；继之是楚国，被强大的齐秦联盟屡次打击，连三晋也来凑热闹，无论是秦楚丹阳之战还是齐楚垂沙之战，均以楚国的失败而告终，以致尽失汉中、淮北之地，连河南地区防线都被三晋蚕食至方城一带，战略空间和*事实力均大为收缩，至公元三世纪初，华夏大地上已呈现出秦齐两强东西并立的战略局面。
公元前年，齐愍王悍然出兵灭宋，且违反当时通行的“进三步、退两步”原则，不但未将原被宋国侵占的淮北之地归还楚国，反而将之一并收入囊中。相形之下，反倒是秦国与三晋的拉锯战更显得“温柔”一些，尚可容忍。为此，在燕昭王与秦昭襄王的积极策动下，三晋与秦燕两国组成“五国联*”，在济西之战中大破齐*主力，随即席卷全国，几乎令“两极格局”中的一极灰飞烟灭。此后，秦国一家独大，而三晋与楚燕两国都在致力于“齐国遗产”争夺战，客观上令“合纵”之事再难成型，进而为秦国的“统一”之路扫清了障碍。在侵吞了齐国的部分遗产外加“胡服骑射”改革后，赵国逐渐强大起来，隐隐有取代齐国成为新霸主的势头，但其国力底蕴远不及齐国，最终还是在“长平之战”这场豪*中输得一干二净。至此，秦国统一天下之势已定，而频繁暴烈的总体战所起到的历史加速与变革作用，使中国在短短两百年间从封建宗法、邦国林立的国际体系急剧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基本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历史的发展方向。
在思想界，历经数百年的“百家争鸣”，各派主张均已较“原教旨”有所变化，如三代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其“性恶论”的主张便已具有一定法家倾向，故其本人虽作为一名儒家代表人物，最得意的两个弟子韩非、李斯却都是法家大佬。除此之外，以吕不韦为代表的*要们也纷纷著书立说，希望从官方层面“博采众长”，继周礼后形成新的统治学说，《吕氏春秋》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由此可见，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要等到百年后的汉武帝时期，但早在战国晚期。“统一思想”一事就已经有了些许“苗头”了。
公元前三世纪上半叶，刚刚粗略完成“统一”的亚历山大帝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分裂的局面。在经过长达二十余年的“继业者战争”后，马其顿王国的“继业者”们纷纷凋零，大权已经整体交接到“二代目”群体之手，他们对统一帝国的“执念”更加淡漠，为更迅速地巩固统治，纷纷开启了“本土化”进程，整个西亚北非文明圈在事实上重新回到了“民族时代”。当然，希腊文化作为统治阶级的文化，也在广大被征服区留下了痕迹，但这相对于“本土化”而言，显然一直被学界过分强调了。
此时的古印度地区正处于孔雀王朝的统治之下，他们的“一代目”旃陀罗笈多在反抗马其顿人的战斗中异*突起，不但“解放”了旁遮普地区，还顺恒河而下，消灭了古印度世界的老牌霸主摩揭陀国，第一次真正统一了北印度地区。在其后继者中，有一位“阿育王”，他消灭了羯陵伽国，几乎统一了除迈索尔地区外的整个南亚次大陆。后来，他尊奉佛法，使其成为国教并四处传教，终使佛教由印度一隅走向世界，逐渐成长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至今仍被印度人民视为最伟大的皇帝。
公元前三世纪上半叶，原本局促于亚平宁半岛的罗马城邦，在经历与萨莫奈人的三次战争后，终于大获获胜，夺取了富庶的坎帕尼亚平原。随后，罗马城邦在应对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干涉意大利半岛南部城邦事务的战争中完成了凝聚民心的重要任务，继高卢入侵后再一次团结起来，从民族意识上奠定了其立国之基。在公元前三世纪上半叶后期，罗马共和国终于完成了统一意大利半岛的历史性成就，开始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地中海世界，与老牌强国迦太基争雄，正式踏上了帝国之路。
总而言之，公元前三世纪上半叶的世界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东方正在走向统一，而西方的第一次统一努力虽然宣告失败，但新兴力量正在“偏僻”区崛起：一如秦国之东出函谷，继承并将古希腊文明发扬光大的是“野蛮人”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