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亲情里面，虽然包括了父母与子女、夫妻之间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但最核心的一道情结，还是在父母和子女之间。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孝”字。不只是在中国大陆，在全世界的华人社会，一向就有“百善孝为先”的说法。可以这么说，全世界的华人，都为自己的母国有着历史悠久的孝文化，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其实，孝道首先应该属于人类的一个本能。在动物世界里面，也是有孝道的，何况万物之灵的人呢？
不过，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一旦谈及孝道，就必然会将儒家牵涉进来，似乎没有儒家学说的指引，古今的中国人可能还不知晓“孝”为何物。
先来讲述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隋朝大臣郑译在拥立隋文帝杨坚时立有大功，但他自己做了大官，却不让母亲跟他住在一起，这在古代可不是一件小事情，于是有人据此弹劾他。杨坚称帝后，很快就对郑译产生了不满，正好逮住这个理由，将他除名为民。这道处分郑译的诏书写得颇有趣味：“郑译这样的人如果留在世上，做人一定是一个不道之臣；如果把他杀掉，到地狱里又是一个不孝之*，真不知该如何处置他才好！应该赏赐他一本《孝经》，令他熟读。”杨坚还下令，郑译必须和他的母亲住一起。
百善孝为先《孝经》历来被奉为儒家的经典。不过，它的来历、作者以及历代的演变都很复杂，一言难尽。跟儒家另一部经典《尚书》类似，《孝经》也有“今文”与“古文”之分，而且也是“今文”流行在前、“古文”现身在后。《今文孝经》出现在西汉初年，一问世便引起了高度重视，尤其是得到统治阶层的青睐，奉之为经典，出台了诵读《孝经》、察举孝廉等*策，配套了表彰孝子孝妇孝行和惩罚不孝行为的措施。不知大家是否留意，西汉历任皇帝，除了开国之君高祖刘邦外，从惠帝刘盈开始,都在谥号前面加上了一个“孝”字：“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这应当是皇帝在力行孝道方面作出的一个示范。
所谓《古文孝经》，《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由于这部出自孔壁的《孝经》，是用战国时期的文字（即所谓蝌蚪文)写成，相对于当时已经流传、用汉代文字写成的《孝经》，人们将它称之为《古文孝经》。学者们认为，《古文孝经》是秦始皇焚书之前的本子，应当问世于战国末年。我们现在阅读的《孝经》，则是今、古文孝经的合编本，除去后人添加的章名，正文共有一千八百字。
对于《孝经》的作者，更是众说纷纭，一直争论不休。有曾子、孔子、曾子门人、七十子之徒、子思、汉儒、孟子门人所著等七八种说法，还有人说是孔、曾合作，再经过后世儒家的修订。不过无论哪一说，都承认它出自儒门，属于儒家典籍的范围。
承接西汉的东汉，不仅君王之间有着血缘的联系，治国的理念也有诸多的相通之处，而在推行“以孝治国”方面，力度更是超过了前者。有学者作出了统计，《史记》、《汉书》、《后汉书》中记载的孝子(包括孝女、孝妇、孝孙等)，共有一百一十多名，其中西汉仅有十名，东汉则有百余名。元代以来流行的“二十四孝”中，西汉仅有汉文帝刘恒一人，东汉则多达八人。
儒家经典接下来，唐高宗李治时，将《道德经》和《孝经》作为上经。唐玄宗李隆基时曾两次注《孝经》，令百姓每家备《孝经》，朝夕诵读，务求落实。北宋末期，将《孝经》与《易》、《尚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尔雅》、《孟子》列为儒家“十三经”。再往后，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十分惭愧，时至今日，本人尚未读过《孝经》。从时代背景来说，因为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揭批“孔孟之道”是当时的一项*治任务，于《孝经》之类的“封资修”，自然不屑一顾；就个人理念而言，坚信孝顺父母是人的本能，也就是天职，如果等到领会圣人的旨意之后才去尽孝，那爹娘早已死了。
不懂就不装懂。至于《孝经》的要旨，在此完全援引一位学者的论点。他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尊敬祖宗；二是善事父母；三是传宗接代；四是孝悌并称；五是移孝作忠。前面三项内容，其实包含了原始的祖先和生殖（生命）崇拜，后面二项则满足了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我接受这个观点。
有关《孝经》的话题，到此为止。
孔子画像近年来，网络上刮起了一股旋风，对传统的儒家思想再一次发起了猛烈的抨击。或许因为自己在上个世纪就曾参加过类似的揭批运动，观今人的言论，又有似曾相识之感，所以这一回只是作壁上观，再无当年那种新鲜刺激的感觉。
不过有一个现象还是引起了我的兴趣，针对“孝道”确实存在“亏欠”的现状，有人开始呼吁重视对孝文化的重塑，然而这种声音不仅没有起到多大的提振作用，反而激怒了持反对意见的人士，一些人甚至发出了“儒家*害中国数千年”的愤怒吼声。支持者似乎拿不出真知灼见，反对者又似乎目空一切，越讨论越混沌，也是一片乱象。
学过绘画的人，都知道“画论”中有“移步换景”之说。就是换个角度看问题。本人不只是没有读过《孝经》，上面所列的儒家“十三经”，也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读过，只是对历史学科有所留意，因此打算从历史的角度来乱弹几句。
历史是相对于时空转换而言的，唐人孟浩然有一句诗“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妨将时空的转换叫做“历史的长度”。历史是反映人类活动情况的，人是有思想的，且人类的思想认识也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不妨将思想认识的累积叫做“历史的厚度”。自我掂量，觉得自己并不具备谈论“厚度”的功力，那就主要从“长度”着眼。
战国的天不属于孔子别看儒家的始祖孔子风光了数千年，但他在活着的时候，充其量也就是当时众多的文化学者中的一员。他著书立说、建言立论的主要动因，是要为日渐没落的周王朝献上一曲挽歌。因为周王朝的没落在所难免，所以他的日子并不好过。然而到了后世，他却成了一个“香饽饽”：封建帝王为他的学说保驾护航，专家学者替他的理论添砖加瓦，天下学子则只有毕恭毕敬的份了。大约自汉代开始，原来的诸子百家，再无一家能与之匹敌，难以望其项背。于是，他成了古代中华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代表性人物。这一点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要想构建一个国家，仅有明君良臣和强大的*队还是不够的，民族和文化也是两个极端重要的元素。这里不直接讨论民族问题，只说文化。当然，文化与民族又是密切相关的，难以完全分隔开来。
文化在促进古代民族融合和维系国家认同方面，可以说起着土壤一般的作用。就我们古老的中华民族而言，形象地说，是一种独特的方块形状的文字，将不同族群的人集合到了一起。孔子既然成了古代中华文化的一个代表性人物，那么他对于维护和促进古代中国的大一统，也就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客观实际，争议应该也不会很大。
个人始终认为，孔子和秦始皇，这一文一武，都是对促进古代中国大一统立有大功的人。可是，在历史上，他们二人却隔着年代闹起了对立。标志性的事件，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较量的结果，秦始皇完败、孔子完胜：强大的秦帝国仅仅传承了二世，传之万世的梦想化作泡影；从汉朝开始，王朝可以有更替，而孔子的学说却在不断地发扬光大，让他成了一个无冕之王，他的子子孙孙也跟着沾光，封爵世袭罔替。在“历史长度”这把无情剑面前，看似绵软的文化，却具有更为顽强和持久的生命力。
曲阜孔林大门这种现象一点也不奇怪。唐人杜牧《赤壁》诗云：“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如今人们对赤壁究竟在何处，尚存有争议，这首诗却风行千年而不衰。正所谓折戟一旦沉沙，就会变成一堆废铁；诗文辞赋流传，却不管前朝与今朝。文化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不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抛弃文化遗产的想法既愚蠢，事实上也行不通。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句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八个字，不仅形象生动地勾勒出了我大中华嬗变的过程，而且还道出了我们先人的一个情怀，这就是不断地追求九州大地的大一统。
古代中国每次由合转分、由分到合，都无可避免地伴有大规模的战争。战争把人的生命变成了草芥，老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对于活在当时的人来说，所谓的大一统无非是在改朝换代，“兴也苦、亡也苦”。这是一个事实，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当今世界各国在落地悬弧之时，也大多如此，几乎没有例外。我们作为后来人，能够生活在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度中，还是应当对历史上为促进大一统发挥了积极作用的人物，多看一眼、厚待一分。这应该无需作过多的解释，其中的道理跟家道的振兴差不多，谁不欢喜自己有个又宽敞又富足的家呢？
先人们很早就提出华夏地分九州在古代中国的分裂时期，几乎无一例外地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割据一方的封建君主一面拔刀相见，一面又在共享着相同的文化；所谓国家的分与合，主要体现在王朝的兴衰更替，而非文化的存亡与变易。所以，一旦大并小、强胜弱，稍加磨合，普通的民众并无身处异国他乡的感觉。
即使是那些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人夺得天下，他们在建立和巩固*权的过程中，所奉行的文化*策也都是自己抓紧补课，而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更不会要求在文化上向他看齐。补课的途径，一般都是通过用人来实现的。因为文化在封建时代并非大众化的产品，基本上为衣禄无亏的世家大族所把持。以闹腾得最厉害的魏晋南北朝为例，文化相对落后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他们缺少文化的君主，都对分布在自己地盘上世家大族另眼相待，将他们作为治理国家的主要人才。如此一来，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格局：君主通过任用世家大族和汉族士人来落实治权，而后者则借机来改造这些草莽英雄，双方谋求共存共荣。随之而来的，必然会出现民族与文化之间的融合。此时的中华文化，儒学虽然并非唯一，但其所处地位和作用，则是不言而喻。
我们常常将“释、道、儒”作为古代中华文化的三根支柱。但“释”与“道”其实难以跟儒学并驾齐驱。当然，它们三者之间在历史上存在着融合的关系，这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事情。还要指出，虽然有将儒学称为“儒教”的说法，但儒学从来没有正式成为宗教，古代中国始终是一个以世俗为主的国家。秦始皇之后的封建君王，再无人提出“灭儒”，抑制“释”与“道”的现象，倒是时有发生。尽管“释”与“道”在历史上，也为维护和促进大一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还是难以跟儒学相提并论。
以上说的是，历史上儒学以其文化地位和特质，在维护和促进古代中国大一统方面，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从“历史的长度”来分析。“历史的长度”可以用纪年来“丈量”，而“历史的厚度”则往往深不可测，人的主观更容易介入。不过历史的“长度”和“厚度”，又不能人为割裂。所以，对“历史的厚度”无法做到完全回避。
现在觉得当年的批孔就是一场闹剧个人认为，儒学从来就不会是尽善尽美。在孔子那个年代，它甚至属于落伍。它后来能得到发扬光大，还在于有其固有的特质。现在有一些人试图将儒学的绵延发展，完全归结为得益于封建君主的“传销”，这不可能是客观事实。文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成为封建君主手中的一个工具，但没有那一位帝王可以完全主宰文化。分析儒学后来的臃肿和变易，主要存在两个因素：一方面，封建统治者既然要利用它，就会在为我所用的目的下对它予以改造；另一方面，后世的学者明白自己难以再开一道山门，便在儒学的名义下塞入属于自己的东西。
个人同时认为，近代史上的“五四”运动，斗争的主要矛头，本质上就是指向后来塞入的这些“私货”和“赘肉”。当时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打倒孔家店”。然而现在细细一想，那个时候“孔家店”的掌柜早已不是孔子本人，一个早已化做泥土的古人，竟令后来人如此惧怕，恰恰表明原生文化的顽强，尽管它确实存在精华与糟粕并存的问题。这个口号，明显带有它的时代色彩和社会需要。
公元年，十六国中间的前秦天王苻坚，获知东晋权臣桓温在搞皇帝的废立，调侃了一句：“谚语说：‘怒其室而作色于父。’这句话正可用在桓温身上了！”他的意思，桓温作为晋明帝的女婿，怎么可以如此玩弄老丈人家的后代。同样的道理，要死了那么久的孔子，对他身后儒学衍生出来的种种弊端承担责任，不也是一个笑话么？
在近现代，儒家学说里面最受诟病的东西，莫过于“臣顺于君，子顺于父，妻顺于夫”，一度被视为万恶之源。可是最早系统提出这个“三顺说”的人，是战国末期的韩非子，他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需知，韩非子可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后来董仲舒等人接着捣腾这个东西，用今天的话来说，侵犯了别人的“著作权”。
纪念孔子的邮票总而言之，批儒不是不可以，但不能数典忘祖。尤其是往孔子这位死人身上泼大粪，实在算不上什么高明之举。一个民族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你可以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和发展；一锅端掉，这是异族它国才想干的事情。
最后，回到孝道上面来。鲁迅当年曾对“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儿”，发出这样的感想：“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境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他这是针对当时的封建礼教，作出的辛辣的讽刺。时至今日，还有主张埋儿埋孙以孝敬自己的祖父辈么？如今的爷爷奶奶们都在做什么呢？都在替儿女带孙儿孙女，还带得提心吊胆，生怕自己出了什么差错。如果能将鲁迅先生唤醒，看见今日之现实，在这个问题上，他估计再不会投出他那把“匕首”了。
后世儒学身上的污浊，“五四”时期已经洗涤掉了不少，如果今人觉得尚有残余，那就不妨继续冲洗，但一定要结合现实情况，作理性的思考。假如仅靠吸食某些另类“公知”贩卖的精神“鸦片”，便来作振臂高呼状，无非只是享受一下互联网带来的前所未有的言论自由而已，舍此无他。
就此搁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