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张海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年5月
版次：1印次：1
印刷时间：年5月
ISBN：1
作者简介
张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讲授“田野考古学概论”“田野考古技术专题”“中华文明起源与初步发展（英文）”“GIS与考古学空间分析”等课程。学术研究方向涉及到田野考古学、中原地区早期文明演进、全新世环境变化与人类适应、景观考古理论与方法等。参与《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及相关行业标准的制订，参与国家科技支撑“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国家文物局“考古·夏文化研究”重大项目，主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英国牛顿高级奖学金等多项科研课题。出版专著两部，发表论文30余篇。
内容简介
本书聚焦于郑州至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核心区，包括环嵩山分布的古伊洛-黄河流域以及淮河上游的诸多水系，从文化和社会的视角出发探讨早期社会复杂化和文明起源过程。基于地理环境的差异，本书将中原核心区划分为八个不同的小区域作为基本的研究单元，详细讨论各自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和聚落形态特征，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整合。研究表明，区域之间的文化与社会发展存在不平衡和不同步的特点，仰韶文化以来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不断涌入中原，并在局部地区率先产生影响，进而带动整个中原社会的变革，社会发展重心也在区域间转换。诸多文明要素在区域性人口集中的早期城市化过程中不断涌现，最终促成了二里头早期国家的形成。本书为深入理解中原早期文明的起源与初步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目录
序一（i）
序二（i）
第一章绪论（1）
一、研究范围（1）
二、研究简史（2）
三、已有的研究成果与存在的问题（7）
（一）已有的研究成果（7）
（二）存在的问题（10）
四、研究方法（11）
（一）现有的研究方法（11）
（二）本项研究的方法和目标（13）
第二章地理地貌和区域划分（14）
一、中原核心区的地理地貌（14）
二、小区域的划分和地理概况（17）
（一）黄河流域（17）
（二）黄淮流域（24）
第三章考古学文化谱系与编年（30）
第一节仰韶文化时期中原各地的考古学文化谱系（30）
一、中原各地仰韶文化的分期（30）
（一）黄河流域（30）
（二）黄淮流域（45）
二、中原各地仰韶文化的总时空框架（54）
（一）仰韶文化前期（54）
（二）仰韶文化早期（55）
（三）仰韶文化中期（55）
（四）仰韶文化晚期（56）
三、中原各地仰韶文化的区域性差异（60）
（一）仰韶文化前期（60）
（二）仰韶文化早期（61）
（三）仰韶文化中期（62）
（四）仰韶文化晚期（65）
四、小结（67）
第二节龙山时代中原各地的考古学文化谱系（68）
一、中原各地龙山文化的分期（68）
（一）黄河流域（68）
（二）黄淮流域（88）
二、中原各地龙山文化的总体时空框架（）
三、中原各地龙山文化的年代（）
（一）中原各地龙山文化早期遗存的年代（）
（二）中原各地龙山文化的年代下限（）
四、中原各地龙山文化的区域性差异（）
（一）龙山文化早期（）
（二）龙山文化晚期（）
五、小结（）
第三节二里头文化早期中原各地的考古学文化谱系（）
一、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与典型遗址“新砦类遗存”的分期（）
（一）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的分期（）
（二）典型遗址“新砦类遗存”的分期（）
二、中原核心区“新砦类遗存”与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的分期（）
（一）洛阳盆地（）
（二）洛河中游地区（）
（三）伊河流域（）
（四）涧河流域（）
（五）济源盆地（）
（六）郑州地区（）
（七）颍河中上游地区（）
（八）沙汝河流域（）
三、中原各地“新砦类遗存”与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的综合分期与编年（）
（一）相对年代的讨论（）
（二）绝对年代的讨论（）
四、中原核心区二里头文化形成与初步发展阶段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与区域文化互动（）
（一）“新砦类遗存”早段（）
（二）“新砦类遗存”晚段与二里头文化一期早段（）
（三）中原地区龙山向二里头文化转变的考古学文化谱系重构（）
第四节区域间的互动与融合：中原核心区文明形成过程中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特征（）
第四章聚落形态（）
第一节研究方法（）
一、层次划分（）
二、研究内容（）
三、聚落形态“共时性”的确立（）
第二节区域聚落形态（）
一、洛阳盆地（）
二、郑州地区（）
三、颍河中上游地区（）
四、洛河中游地区（）
五、伊河流域（）
六、沙颍河冲积平原（）
七、小结：宏观聚落形态反映的中原核心区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
（一）人口规模的变化（）
（二）区域社会复杂化的进程（）
（三）社会发展重心的移动（）
第三节单个聚落形态（）
一、单个聚落布局的考察（）
（一）仰韶文化早中期（）
（二）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
（三）龙山文化晚期（）
（四）二里头文化时期（）
二、聚落内部遗迹现象的考察（）
（一）仰韶文化早中期（）
（二）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
（三）龙山文化晚期（）
（四）二里头文化时期（）
三、小结：单个聚落形态演变所见中原核心区早期社会复杂化的趋势（）
第五章结语（）
一、中原核心区的文化演进和社会复杂化过程的宏观架构（）
二、中原核心区文化演进与社会复杂化过程的特点（）
三、促成中原核心区文明和早期国家产生的各类因素的评估（）
四、中原地区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的特殊模式及其对中华文明发展的长远影响（）
参考文献（）
后记（）
序一
张海的大作《中原核心区文明起源研究》的书稿已在出版社编辑了，他嘱我写个序。张海对中原地区的研究过程，除了他本人外，也许我是最清楚的了，所以写序这件事责无旁贷。
张海所在班级的本科实习是在河南郑州八里岗遗址进行的。从那时起，他的学术生活就与河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读研究生时，正值“夏商周断代工程”煞尾，“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的当口。密县（现在的新密市）新砦遗址一批有关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关系的新发现，引起了他对这个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段的浓厚兴趣。在李伯谦、刘绪先生的安排下，他参加了禹州瓦店和登封王城岗的田野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以及考古报告的编写工作。在此基础上，张海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这已经是十三年前的事了。李伯谦等几位老先生看过他的论文之后，认为甚好，建议出版。但他本人不满意，想精益求精。毕业之后，张海先是去了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院开拓学术视野，后回到北大任教。除了完成学院工作之外，他把几乎所有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都用在河南的田野考古上了。这期间，他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者们合作，在郾城郝家台、淮阳平粮台连续做了多年工作。平粮台还是北大本科生两次实习的地点。借助学生实习发掘规模较大的有利条件，考古队把这座著名的龙山城址的兴起和发展过程、布局结构及其演变、古城的环境和农业经济内容、多元文化背景下居民人口的增殖和来源等问题摸得明明白白。这些都是见功力的地方。所以当该遗址考古成果被评选为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时，我评价说，平粮台的发掘不是以精彩遗迹遗物引人注意的，而是更像一盘“功夫棋”，是平粮台的考古工作者们凭借深厚功力所揭示出来的坚实厚重的史实打动了评委。有了这一系列亲力亲为的田野考古实践学术积累，这些年来河南境内不断涌现出来的考古新发现的资料基础，以及对当代学术的方法理论的深刻理解把握，张海反复打磨他的论文，终于研璞玉而成精品，将要面世了。
张海的著作是对中原地区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研究。中原地区在历史上有着极为特殊且重要的地位，它凭借居全天下之中的区位优势，汇聚各地史前文化及其背后社会进程中的精华，加以总结和提升，再推广开来，从而引领历史进入中央王朝的时代，将多元文化一体化进程推进和落实为社会、政治的一体化进程。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对此，学术界虽有不少探讨，但本书的解读是我目前见到的最为深刻和令人信服的。
本书分为五章。
第一章《绪论》在回顾和总结中原地区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研究的学术史基础上指出，在截至目前的研究中存在三个被忽视的角度：1.过往的研究一般把中原看作一个整体，而不太留意各小区域的社会在文明进程中可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和发挥了不同作用。而且在中原的环境下，各小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异常突出，最终导致了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众多特点。2.大而言之，从仰韶文化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中原地区发生过两次全局性的大动荡，公元前年前后伴随大汶口文化西进与屈家岭文化北渐引起的中原内部格局变化和公元前年前后的尤以“新砦现象”的发生为标志性事件的中原内部的重组。其实，按本书后面章节的说法，还有更早的一次，即发生在公元前0年前后的晋西南豫西地区的仰韶文化东庄类型和庙底沟类型迅速东扩，驱逐占据郑州一带的后岗一期文化。这几次全局性的动荡中，社会重组、对待多元文化的态度、新的政治策略的形成等，对塑造中原文明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是解读文明的关键。但在迄今为止的研究中，聚焦于动荡时期的研究还很不充分。以上1和2在研究尺度上是从局部到全局的关联递进的关系，于是自然而然引出研究的路径应当从“古国”的结构和内容开始。但因为学界目前相对忽视关于古国形态的研究，所以在如何将微观聚落形态的碎片化资料整合进古国这一宏观聚落形态的问题上，也很难说开展得多么充分了。
以上三点，千万不要看成只是张海对研究现状的针砭，而是这本著作的纲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对研究现状之关键所在的认识，张海也就建立起他的研究路径，于是有了以下作为本书重点的三章。
因为中原各区地貌环境和对外联系的方向、程度各不相同，导致内中的文化变迁和社会复杂化过程也有差异。这些差异所在及其变化情况，是本书设定的研究重点。所以，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要从环境的多样性开始。略去过程，只说结果。本书第二章把中原地区划分为八个小区域，作为进一步比较研究的基本单位。这八个小区虽然是根据地貌、水系等的不同划分的，但从人类活动受限于环境的角度看，自然地貌的区隔当然和人们的宏观社会结构的区划有关。只是我觉得若从聚落分群的角度着眼，或许还可以把上述小区域划分得更精细一些。
在当今考古学复原古代社会的研究中，尤其是对上古社会的复原研究中，已经越来越把物质文化面貌的阶段性、演变脉络以及区域间关系等文化现象看作社会状况在物质遗存面貌上的折射、反映，因而反过来把物质文化史的分析当作触摸社会的途径，是考古学认识社会历史的第一步。为此，第三章用了很大篇幅讨论中原地区的文化过程。但张海不再拘泥于对物质文化史研究中关于文化性质、类型划分等传统问题的强调，而是在对各小区域的年代充分讨论，确认了中原地区文化进程的年代框架之后，把注意力集中在揭示这个时间框架内各区之间，以及它们和外围的文化背景之动态关系的分析上，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发展并非顺直稳步的过程，而是经常处在动荡之中。如上所述，张海认为中原地区自仰韶文化以来，全局性的动荡有过三次。其实，发生在公元前2年前后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东进未尝不可看作单独的一次。每次波动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而动荡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如龙山时代的中原，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各地区之间此消彼长的争斗折冲似乎就没有消停过，直到“新砦现象”出现，与二里头文化发生冲突，并以后者（二里头文化二期）最后站稳脚跟才算告一段落。
这里说到了“新砦现象”，不免再多议论两句。新砦遗址发掘中首次发现了一批与二里头文化关系密切，却同时带有浓重东方色彩而与二里头文化面貌显得大不相同的遗存。此后新砦的再度发掘和巩义花地嘴遗址的发掘等，进一步丰富了新砦类遗存的内涵。其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也立即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话题，先后被纳入“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课题设置中。这些年来，学术界围绕新砦类遗存与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关系的问题形成了多种观点，争论不休。但无论持何种观点，诸家的出发点都是墨守长期以来考古学文化研究中形成的“文化”“类型”“期别”等“稳定”的概念，为新砦类遗存定义。至于将其看作是二里头文化的一部分，还是两个分立的文化，就是研究者主观性极强的“一眼看高、一眼看低”式的结论了。张海在做博士论文期时就对新砦遗址的文化分期有过深入探讨，又就新砦和二里头的碳14系列测年数据分别做过拟合分析和对比研究。过程中，他和我多次就新砦类遗存的问题做过讨论，并以他为主，形成了不同于上述诸家的看法。简单地说，张海把新砦类遗存分早晚两期，二里头一期也分早晚两期，大致上，新砦类遗存晚期在年代上对应二里头一期的早期。乍看起来，这和诸家主张的没有什么不同，区别无非是看待新砦类遗存的年代上早一点、晚一点；文化性质上划归单独，还是合并入某个文化。但张海进一步分析到，从新砦类遗存的构成看，本地龙山文化依然是进入所谓新砦期后的文化基础、底盘，但突然涌入了相当数量的东方文化因素，叠加在这个底盘之上。这种情况既突然又短促，并且基本局限在嵩山以东的郑州地区，而非整个中原的普遍现象。尤其是构成新砦类遗存最主要特征的多为高等级陶器，集中出现在新砦、花地嘴这种高等级遗址，而在郑州地区同时期的普通遗址很少见到，且在这些普通聚落中，东方因素的整体数量占比也远不及新砦遗址。发生在郑州地区龙山文化晚期中的这一短暂而又范围有限的文化现象，不能简单用文化、类型等传统概念定义之，因此张海提出“新砦现象”的命名。我以为，“新砦现象”的叫法非常贴切地描述了文化面貌上发生的局部且短暂的“事件”，另一方面也为对剧烈动荡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补充了一个十分有效的概念工具。
将新砦类遗存作为一个重要切入角度，张海进一步讨论了二里头文化的产生。他认为，在中原龙山文化的基盘上，“新砦现象”首先发生在郑州及其以东地区，进而对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嵩山以西地区产生影响。但同样处在文化变革之中的西部，虽然接受了来自东方的影响，同时还更多地吸收融合了来自北方、西方和南方的文化因素，糅合出与郑州地区面貌不同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自形成之后，曾在短时间内与东侧的新砦类遗存（晚段）并立，但很快从一期晚段起，开始了对郑州及其他地区的大范围整合，最终成就了一番“中央”气象。
最后，张海总结到，中原地区自仰韶文化以来三次文化格局的全局性变革均发生在中全新世三次气温显著波动事件稍后，两者有明确的关联。文化格局的变化如公元前0年前后仰韶文化东庄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东进，又如公元前年前后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原。这些文化现象的背后是较大规模的人群流动和向某些地点集中，为重组的社会注入了新的动力。也是因为这种人群流动和集中并非均匀，从而造成了中原各区域之间不平衡乃至异常复杂动荡的现象。我认为，这个推论是相当合理的。
文化的过程大略如此，但这个过程中对社会文明进程的探索则需要社会内容的支持。这是本书第四章的任务。
第四章对社会状况的分析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宏观层次是以小区域为单位的聚落群形态。再从三个方面具体分析：1.聚落数量与面积反映的人口规模的变化；2.聚落等级反映的社会结构的变化；3.聚落分布空间变化反映的社会发展重心的转移。微观层次是对一座聚落，尤其是那些大型的中心聚落的内部社会状况的把握，包括两个方面的考察：1.聚落内部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2.聚落内部各级社会单元的规模、性质，进而推测其社会关系的构成。无论微观还是宏观的分析结果，都将置于过程和区域之间的比较中来考察，最终形成对中原社会复杂化进程的认识。
张海关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聚落形态研究之思路、方法，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宏观层次研究的技术处理上，我有点微词。即张海虽然注意到在一个小区域内或许存在不止一个的聚落群，如龙山时代的颍河流域中上游各有一个聚落群；洛阳盆地内龙山聚落分伊洛河南、北两个聚落群，但也许存在进一步划分的可能。郑州地区细分为洛汭地区、索须河流域和双洎河流域三个小区，但从仰韶晚期的遗址分布上看，也似乎不止三个群落。我的看法是，聚落分群，原本是早期农业居民择地而居时因环境限制而形成的现象，反映的是人与环境高度契合的自然状态。但大约在仰韶文化中期，这些自然群落中出现了中心聚落，随之出现了以中心聚落为主导的整合聚落群为一个实体社会的政治动向，并最终把自然群落整合成为参与整个中原社会政治的基本单元。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主张，这就是先秦文献中追忆上古时所谓的“天下万国”的国，或曰“古国”。而在考古材料上一旦看到由一座中心聚落统领的聚落群结构，那么，就可以认为它具有了“古国”的基本形态。由于古国无论是在古史传说中还是在考古资料显示的宏观社会结构中，都是参与更广泛和更高层社会政治的基本单位。有关它们的形成和兴衰演变的研究，就应当看作是理解史前社会的文明化进程的关键，也是研究上把文明进程落实在一个个具体的社会实体单位上的方法。本书相关章节虽然论及这些聚落群，如对以瓦店遗址为中心的颍河上游和以王城岗遗址为中心的颍河中游地区都有比较详细的论述。但在总体上，张海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按照地理环境特点划分出的小区域上，重点讨论这些小区域与整个中原地区社会政治的关系。当然，要想全面透彻论述各区域内每一座聚落群的结构和兴衰过程，就当前的考古材料而言是强人所难的，本书的做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技术处理。同时在某种意义上看，在有些时候，一个小区域内的聚落可以再分群落，另一些时候，它们也的确被整合成了一个整体。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这种区域内不同聚落群分散、聚合的过程，正是值得深入讨论的地方。
以上所说只是一点小遗憾，但瑕不掩瑜。本书的贡献是第一次从区域间互动的角度系统揭示出中原地区动荡的文化现象背后错综复杂和跌宕起伏的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具体内容。按照张海的描述，中原地区自仰韶文化以来三次全局性的文化波动中，每次文化动荡的背后都发生了社会重心的转移，以及人口和多元文化（社会）因素向新重心地区尤其是其中的中心聚落的流动，从而导致当地社会政治结构重组，旧的古国消亡，又诞生了一批新的古国。在古国形成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透过聚落尤其是中心聚落内部的种种迹象看出社会愈发分层化和复杂化的变化：如向心式聚落形态渐渐让位于按居民等级身份和经济、社会功能区划开的聚落格局；取代了公共墓地的“大分散、小集中”“居葬合一”的埋葬形式所反映出的维系社会成员关系的血缘纽带的松弛；手工业部门及其从业者向大型中心聚落集中及其所带来的中心聚落越发城市化的发展方向，等等。我还特别注意到，按照张海的描述和总结，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不是线性的，其社会的复杂化内容是在多次社会重心转移、重组中，亦即新旧古国的交替中，接力式地积累、发展起来的。而从其宏观聚落结构所见社会向早期国家的演进，在古国这个层次上，各地多次上演过从形成发展到衰亡又再次发生的“轮回”或“涅槃”的历史剧。这对于中原地区文明进程的理解和进一步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二里头文化的产生看作是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历史大剧中最新的一出。
但是，二里头文化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更多、更广泛地吸收了多元文化背景中的先进因素，接受了新的农作物和家畜品种来提高经济，发展青铜冶铸技术并主要服务于社会的政治生活，乃至发展出一套城市规划制度、宫室制度和礼乐制度，等等，而是在于它成功地发展了此前古国的政治方向。这一政治方向在双槐树之于郑州地区的仰韶社会，在瓦店之于颍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和新砦之于郑州地区的龙山社会中已经多次显露出端倪，即在成功整合了聚落群内部，使之结成古国这种政治实体之后，进而朝向古国之间的整合的努力。而真正做到把整个中原社会整合起来的，二里头文化是第一次。也正是这个第一次，开启了历史上的“王朝时代”。这是阅读张海著作后的一大心得。
最后，张海在第五章中总结归纳了中原地区文明化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对参与这个过程和塑造了中原文明诸如开放的、务实的等各种特征的各类因素进行了评估，进而就中原地区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的特殊模式及其对中华文明发展的长远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中原核心区无论是社会的变革还是技术的进步，多元文化的融合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文化的多元一体化过程是促成中原地区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的最核心要素，同时也是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独特模式。”对此，我是非常赞同的。
最后提醒各位读者一句：这是一本打印稿多页的著作，叙事宏大，图文并茂，交织着作者从各种角度展开的细密思想，丝丝入扣，也展示了作者运用的许多新的分析技术和研究方法，以及借鉴的很多相关理论，当然还有庞大的资料。阅读本书，你将会不由自主地被作者的逻辑牵引，层层剥茧般窥探到远古历史画卷中的细微精妙之处，又会情不自禁为文明进程的宏大和跌宕起伏所折服，而收获连连，心满意足。但实话说，要把它阅读下来，却也绝非一件轻松的事情。读者对此最好有一点心理准备。
赵辉
年10月23日
序二
有幸在第一时间读到张海这本厚厚的专著，作为一名长期从事中原腹心地区考古工作的“老兵”，我的内心充溢着欣喜和慰藉。在偃师商城与二里头遗址先后工作了二十余年，我对这片土地是怀有感情的。几乎毕生思考、探研的就是中原核心区的社会复杂化问题，因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包括相关考古学年代框架和文化谱系构建上的迟滞不足，研究碎片化导致的对长时段历史文化发展进程把握的欠缺，以及研究取向上的种种问题所在，都是无法释怀的，同时也深刻地理解深化相关研究、廓清诸问题之难度。因而，当张海告知书稿杀青，坦诚邀约时，我慨然应允，愿意不揣浅陋，忝为小序。
年，应赵辉老师邀请，去北大参加他的两位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答辩，其中之一就是张海。他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是《公元前0至前年中原腹地的文化演进与社会复杂化》，当时的评审意见在十三年后已可解密，这里不妨抄录片段，读者从中可以感知我对张海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的偏爱：中原腹地是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与形成的核心地区。既往相关研究成果甚众，形成研究热点，属于学科前沿课题。但已有综合研究往往失之粗略和肤浅，缺乏精密的论证过程；专题研究又局限于对不同侧面问题的分析。近年的一系列考古工作，获取了关于这一课题研究的新的材料，提供了深入探讨的可能，但学界尚未就此开展系统的梳理分析工作，对相关问题的认识还有待明确和深化。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该文整合了既有的多学科研究的收获，尤其是近年的最新发现与研究成果，首次以中原腹地各相对独立的小流域为单元进行了区域对比研究，进而在宏观的时空框架内，从文化谱系、环境变化、聚落形态和经济技术等几个方面，就该区域文化变迁和社会复杂化过程做了长时段多角度的综合研究。可以认为，该文是迄今为止关于这一课题最系统、最深入的研究。
集多学科成果于一体的大视野的动态考察，是该文最大的创新之处。作者用了极大的篇幅，对中原腹地各小区考古学文化谱系进行了细致梳理，进而逐级比较整合，并结合最新的精确碳14测年数据，构建起了讨论中原腹地文化演进和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基本的时空框架。以小区域为单元的历史主义分析是该文的一大特色。详备的考古学基础研究，为该文的整体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谓该文的亮点之一。从聚落形态研究的角度入手探索区域间的差异及其相互间的交流与互动，构成该文的核心视角，极具创新性。其中对洛阳盆地等区域聚落形态的细致分析颇见功力，在方法论上具有开拓和启发意义。正因如此，此后我曾多次鼓励催促张海尽早成书，以飨学界。但他总是报以歉意的微笑，认为还是不太成熟、尚需打磨。当他从英国进修回来时我又旧话重提，他再往后放放的理由中，又增加了视野开阔后对既往研究中概念先行倾向的自警。我深以为是，颇能理解他的坚持，同时又由衷地希望他的系统研究能为更多的人所了解。转型期的考古学，太需要这样的研究了。
由于本书是张海在他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因此对他这书的总体评价，可以上述引文为准，兹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读毕新书稿，再看当年我的评审意见中提出的“该文是迄今为止关于这一课题最系统、最深入的研究”，张海在诸多问题上的细致分析“在方法论上具有开拓和启发意义”等论断，十三年之后仍未过时，可以原封不动地拿来评价这本新著。我当时提到的他博士学位论文的一大亮点是“详备的考古学基础研究”，这一亮点在本书中依然保有，新书又收纳了此后的最新发现与研究成果，更新到现在，这都极大地加重了本书的分量。而这些扎实的基础作业，没有深厚的田野考古功夫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这十几年，除了短暂域外研修的开阔视野、了解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最新动向，张海把主要精力都花在了去河南“泡”典型遗址、跑调查和多学科交叉研究上，新的统计分析工具的把握运用，更是让人耳目一新。我们喜见他相关的论文和执笔考古报告的成果不断问世。在总体研究理念及对长时段观察的偏爱上，我和张海是惺惺相惜的；而在方法手段上，则“前浪”“后浪”之别可以显见。分析工具、统计手段的更新，大数据的把握，使张海他们从材料中能够提取的历史信息更为丰富。这也提示我们考古学的学术史正掀开新的一页。
张海在本书中，把从文化与社会层面开展的对中原核心区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研究之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其中第三阶段，即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年，是聚落形态和文化谱系研究的大发展阶段。他这代人进入考古学之门，接受系统的专业训练，感受考古学转型的风潮，都是在这一阶段。而张海跟随赵辉老师开始进入这一领域进行探索，已到了这一阶段的成熟期。从这个意义上讲，张海生逢其时。他划分的研究史第四阶段，是年以来，这个最新阶段的特质，被他归纳为“聚落形态与文化谱系的研究更加精细化”，这也正是他把一篇优秀的学位论文一放就是十几年，而倾注心力所做的事。正是这样的学科发展的机遇和张海多年来的不懈探求，使得这本书成为转型期考古学的典范之作。
我在前述张海博士学位论文的评审意见中，即指出“以小区域为单元的历史主义分析是该文的一大特色”。这种以小流域为基本研究单元的研究方法，首先在不同小流域分别进行“区域式”的研究，然后在更大范围内讨论不同区域间的差异，并进行逐级地整合。这种超越文化史研究范畴的“考古学文化”概念，对精细化的小区域本位、聚落本位乃至遗迹本位的不同层级的研究，都体现在了张海的书中。我在想，是否可以简单粗暴地把张海的这种努力形容为“解构中原”？从这位年轻学者关于区域文化与社会的精细化研究中，我们可以窥见考古学向全方位的、细密的社会考古研究转向的一个面相。
捧读此书，我常常为新的“发现”——作者新的深入解读而感动。按说，张海所述，大部分是我这个从事中原考古的“老兵”所熟悉的。但即便是洛阳盆地的部分，虽然自己是该区域系统调查和二里头遗址发掘的主持者，但却几乎是一直带着一种“新鲜感”来阅读张海的解读的。我为未能达到这样的解读深度而惭愧，同时又为自己的团队尽可能系统客观地记录有裨于他的研究而稍感欣慰。张海的新著也有类似的“述而不作”的气质，以材料及其分析取胜，不做过多的推衍，因而读者会觉得很好用。
譬如著名的登封王城岗城址。多年来围绕该城址是否属夏代初期“禹都阳城”的论争，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张海则他在书中平实地告诉我们，“颍河中上游地区的社会发展重心表现为从仰韶文化时期的上游登封盆地转移到龙山文化时期的中游禹州平原，再到二里头文化时期重新收缩回登封盆地的过程”。也即，社会发展重心在王城岗城址所在的龙山文化时期反而移出了登封盆地，而禹州平原的瓦店聚落才“是龙山文化时期颍河中上游甚至整个嵩山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贸易中心。发现有城址的王城岗聚落属于中等规模的次级中心……相比而言，瓦店聚落无论从规模还是控制影响力上都高于王城岗聚落”。他曾主持对王城岗城垣修建土方量的模拟实验，其最初发表于王城岗遗址考古报告中的复原估算结论是：“按照一个村落能够常年提供个青壮年劳力，要一年完成这个工程，需要征集个聚落的劳力。这与我们目前调查发现的登封盆地龙山文化晚期聚落的数量大体符合。”在本书中，他又进一步推论到，“据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王城岗聚落很可能已经成为龙山文化晚期颍河中上游地区登封盆地聚落群的中心，并具有整个聚落群的控制力”。在如此平实理性的分析面前，关于王城岗遗址的性质，其究竟属于多大范围的聚落群的中心乃至政治实体的中心，还用再说什么吗？
要之，张海此书集宏阔与细腻于一身，资料翔实又述而不作，会成为学者继续探究相关问题的一个宝库。即便是新论，张海的论断也往往是令人信服而又留有余地的。如此娴熟的材料梳理和深入理性的分析，当然会生发出更多深刻的洞见，甚至颠覆性的认识。张海给出了一部分，更多地留给了读者做深入的“发掘”。
我就“发掘”到了一例，是关于中原中心的形成过程与重要节点问题，张海在书中有丰富翔实的论述，但进一步阐释解读的余地仍然很大。他指出，“与龙山文化的多中心区域复杂社会相比，二里头文化时期形成了以二里头都邑为单一中心的更庞大的复杂政体结构，其控制范围涵盖了整个中原核心区，并在二里头都邑与新兴的不同区域中心之间形成了人口、核心技术和重要资源掌控的社会—政治关系网络”。“二里头早期国家的管理模式以及资源控制已经超出了龙山社会本地化的局限……重新定义了‘中心’与‘边缘’、‘华夏’和‘蛮夷’的概念，将地理的中原转变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中原，开启了真正意义上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趋势”。在我看来，这支持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原中心只是到了二里头时代才最终形成的观点。
仁者见仁。给读者留下充分的思考余地甚至想象空间的书才是好书，至少我是这么看的。张海此书，就是这样一本好书。
许宏
年7月
作者/来源：考古研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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