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学术界，现在的汉学并不是显学。我们常常以为加上国际两个字，就代表着一个庞大的群英荟萃式群体，其实并不准确。就如李零在《何枝可依：待兔轩读书记》中所说：
美国的汉学界（狭义的汉学界，有别于Chinastudy）是什么样子，国内的学者往往不知道，还以为是个多大的群体。其实呢，这只是个很小的圈子，“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欧洲的汉学界，情况差不多。这个小圈子，几乎一人一行。每行，顶多三两人。中国国内开会，特盼国际学者，只要请到一个“神仙”，总是奉为上宾。因为没有这个人，就不能叫“国际会议”（近百年来，中国一直“哈洋”成风，但西方的感受却是“拒洋”）。二、这个不大的国际汉学界，对“夏朝”态度也不一样在这个不大的国际汉学界，按照《剑桥中国古代史》的主编之一夏含夷的回忆，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倪德卫不仅相信夏朝的存在，更确定自己能够通过《竹书纪年》“精确重构从夏代开始的中国上古纪年”，这种狂热的信史派，即使在中国学术界都是很难见到的：
我与倪德卫初遇于年，那时我是斯坦福古代中国研究专业的研究生。一年后，我上了倪德卫的西周金文研究课。倪德卫后来回忆，一个周日的晚上，在他准备教案时，他“发现了难以置信的事，它成了我余生研究的主题”。这项研究最初仅针对四年前在陕西扶风庄白发现的微氏家族铜器，但最终扩展到两个主要方面，首先是“《竹书纪年》不是伪造的，而是无价的史料”，其次是他可以精确重构从夏代开始的中国上古纪年。他说“第二天晚上的讨论会令人激动”。讨论会确实令人激动，同样令人激动的是他接下来三十五年的研究生涯，在此期间，除了上面提到的两个主要方面，他还研究了其他关于上古中国历史编纂和纪年的论题。（所以，并不存在西方史学界统一的反对夏朝存在的一致意见，在汉学圈之外的欧美学术界包括考古学者，几乎不关心这个问题。）三、在庞大的中国学术界，对“夏朝”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夏鼐对“夏文化”抱有相当谨慎的态度：
在（禹都阳城告成县）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的总结发言中，夏鼐指出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而“夏代文化的认定，必须要有强有力的证据。在还没有发现有力证据前，有关夏代文化的各种意见只是推论”。而另一位中国考古学巨匠邹衡则持肯定态度，《对当前夏文化讨论的一些看法—年5月在成都“中国先秦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稿》：
在古代文献记载中所见夏商两族活动范围内即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已经不太可能发现什么新的考古学文化了。…………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必然就包含在这一空间和这一时间已经发现的诸文化类型的各期段之中。如今年青一代的中国学术界，以许宏为代表的的“疑古派”和以孙庆伟为代表的“信古派”之间的分歧，也是有目共睹的。
实际上，夏朝的争论开始于民国时期顾颉刚的疑古运动，随着二里头遗址的发现，热度再度上升。年，李学勤等人联合出版了《夏文化研究论集》，算是一个总回顾。
翻开目录可以发现，即使在那些认为“夏”存在学者中，对于“夏”的表述也存在很大不同，有人说“夏文化”，有人说“夏代”，有人说“夏国”。
以现代的学术标准来看，很多文章写得并不深入甚至连立意都是缘木求鱼，例如所谓的“从古文献上证明夏代的存在”，在古文献里面打转，是证明不了夏代的，这是如今最基本的常识。
四、国际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在“上古史”上分歧的根源之所以会存在“外来的和尚”和“当家的主持”念不一样的经，主要来源于双方对于“文献”与“考古资料”在上古史研究中作用的认知不同。
自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之后，这一地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几乎已经成为了中国史学界的不容置疑之真理。
但是在上古史的研究中，国外研究者绝大多数认为引入真假难辨的文献，简直是不可理喻。例如罗泰就主张只利用地下材料研究上古史，不要用一些压根不能证明真伪的所谓“文献”，来对考古穿凿附会，在其引起极大争议的文章《中国考古学的历史癖》中批判中国学者：由于迷信文献，滥用文献，因而不但背离了西方的考古方法，也糟蹋了中国的考古资料。
即使被国际学术界认为过于相信中国文献的夏含夷，也曾直言不讳的表示：
历史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就是确定一个比较窄的历史定义——有文字资料。没有文字资料之前，不是信史。比如说《禹贡》，我们不相信是夏代的东西；《尧典》，我们不相信是夏代的。我们认为真正的历史文字资料是从甲骨文开始的。我知道在中国国内有批评，但是我们的原则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历史是什么东西。我们写的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描述。是利用文献与考古资料二重证据研究夏商周的历史，还是基本只依靠考古资料研究“纯粹”的历史，这就是分歧的主要原因。
五、关于“夏”的文物既然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学术界都承认，只有通过文物才能证明确定无疑的让“夏”成为信史。那么目前有哪些涉及到“夏”的上古文物呢？
（一）叔夷钟。公元前年前后的青铜器，里面有叙述“咸有九州，处禹之绪”。
（二）秦公簋。著名的“鼐宅禹责（绩/迹）”。
（三）遂公盨。西周中期。年在海外文物市场发现，后被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买下，现收藏在保利。里面有非常著名的九个字“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
（四）芈加编钟。年在随州曾侯宝夫人芈加墓地出土，铭文有“伯括受命，帥禹之绪”。
（五）清华简《厚父》。里面也提到了大禹治水。
综上所述，至少在西周中期，大禹治水已经是广为人知的“事实”了。
但是，实际上也说明了一个问题：整个殷商时期，至少甲骨文之内无人提及“夏朝“。这是一个很怪异的疑点。
近年来的国内学术观点强调：当时中原地区确实存在一个广域国家政权，但是是否自称为“夏”并无实证。商周时代的人对于“夏”的观感是截然不同的，原因为何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