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百川入海般的音乐交融
延续汉代民间音乐的大繁荣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定的时代，但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下，各式各样的音乐相互交织、重组、发展，如百川入海，焕发了新的活力。
公元8年，随着王莽篡位，西汉正式落幕，直到公元25年刘秀顺势起义重建汉朝，东汉始立。东汉前期国泰民安，亦有“明章之治”与“永元之隆”的盛世，中后期却因外戚干政，君王年幼，朝政日益腐败，百姓们长期在这样的压迫下不堪其重，公元年，民变爆发，史称“黄巾之乱”。
▲黄巾起义（东汉末年农民起义）
朝廷采取了各州郡自行募兵的形式平定民变，但随之带来的问题便是地方拥兵自重，使得皇帝手中并无重兵，这为东汉灭亡埋下了导火索。公元年，曹丕篡汉，东汉覆灭，正式进入三国鼎立时代。
在东汉，管理音乐的部门有两个：一个是太予乐署，执掌雅乐；另一个是承华令，执掌俗乐。到曹魏政权时，鼓吹署从承华令中独立，又把鼓吹署中的清商乐独立为“清商署”。
曹魏之后，司马氏统一了中国，史称西晋。在这个时期，鼓吹署从承华令迁到太乐乐府（太予乐署），使得鼓吹乐大部分变为了歌功颂德的雅乐，一改汉代的民歌风格。
在历时短短的36年，愍帝司马邺因匈奴举兵攻入而投降，西晋灭亡了，从此北部地区就形成了所谓“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南方则由司马睿建立了东晋。
▲司马邺（年―年2月7日）
我们说“国家不幸诗家兴”，在动荡政局中偏安一隅的百姓们，大量的民歌喷涌式地爆发，在共同的命运下，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能从彼此的民歌中产生共鸣。这个时期的民歌从内容来看，分为两类：
一是与前代近似的题材，如劳动生活、对美好生活的期许、爱情的美好、不自由的婚配，揭露统治阶级黑暗等作品；
二是与前代完全不同的题材，如游子思乡、夫妻惜别、男儿英姿、富于时代性反战思想等作品。从地域来看，可以划分为南方民歌和北方民歌。
我们先来说说北方民歌。这个时期北部地区处于动荡状态，人口流动相较之前增加，一部分人民选择南迁，另一部分还是杂居在这个世代成长的土地上，因此民间音乐文化逐渐趋向没落，民歌题材以健儿们的生活和理想为主，像《折杨柳歌》与《幽州马客吟》等。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由北方民歌为基础发展的相和歌。
▲司马睿（年5月27日－年1月3日）
相和歌虽然是在北方诞生，但就像前面说到的，随着西晋灭亡，皇族司马睿逃到南方称帝，建立了东晋。加上北方群龙无首、连年混战，使得大量北方人民南迁，以建邺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形成商贸流通，经济繁荣的局面。所以，北方的相和歌随着政治经济重心的南迁，在北方诞生却在南方新兴，有了新的发展。
相和歌在这一时期，不仅仅只停留在“丝竹相和，执节者歌歌”的状态，出现了歌曲联唱、旧曲新腔的改编，并且获得了当时的欢迎。相和歌（演唱+伴奏）的曲式在当时也相当丰富完整。伴奏乐器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曲调种类的不同，有着相对应的变化，但万变不离其中。
再到后续进一步发展时，在相和歌开始或中间加上婉转抒情的“艳”；在多节歌曲的每节后加上情感程度加深的“解”；末段加上感情激烈的“趋”或“乱”，便构成了相和大曲。由此可见，这种由器乐、声乐和舞蹈构成的大型相和歌曲式，就是之后唐代“大曲”的早期雏形。
▲隋《彩绘坐部陶伎乐女俑》现藏河南博物院——年河南省安阳豫北纱厂隋代张盛墓出土
同时，南方的民歌和其他的民间音乐也有显著的提高。
北方人民的南迁，反映在南方民间音乐中，便是思乡题材的民歌出现。华中西南部分地区、的民歌“西曲”和江南一带的“吴歌”是典型的代表。“吴歌”以儿女情长的题材居多，像《玉树后庭花》《子夜》《团扇》等仍尚存歌辞；“西曲”以离愁别绪见长，像《乌夜啼》《莫愁乐》《青阳度》等。
南方的民歌有着它独特的曲式和处理方式。比如在每小节前后会加一个引子或结尾，有些作品可以连续歌唱，变为组歌。此外，这些歌曲还可以用弦乐伴奏，由此延伸出“倚歌”这种表演形式，有时也会加入舞蹈共同呈现。
▲南北朝时期形势地图
这样经历了百余年后东晋结束，就进入了南北朝时期。南朝在东晋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各代；北朝有北魏，东、西魏，北齐，北周，主要由鲜卑贵族执政。动乱不断的政局，造成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这个时候“乐府”已经不是音乐机构的名称，而是一种诗体，我们经常说到的南北朝乐府指的就是南北朝的诗歌，确切来说是歌辞，它可以和乐而唱，包括我们上述说到的南北方民歌。
这个时候，连同从北方带来的以及南方本地不断产生和发展的民间音乐，统称为“清商乐”。虽然这个时候也包括一部分旧时的北方音乐，但大多都是大量继承了北方相和歌传统的南方音乐和南方民歌。
而在北方，北魏的统治者在和南方交战的过程中，得到了南方所保留的以前的北方音乐和当时的南方音乐。他们把这些音乐带回北方继续发展的同时，保留了南方的称呼，也称为“清商乐”。从此以后，直到隋唐时代，无论南北，民间音乐统称为“清商乐”，取代了民间音乐在北方的“相和歌”的称呼。
从“相和歌”到“清商乐”，民间音乐形成一个由北方到南方再反哺到北方，两种不同传统、不同风格音乐融合的过程。这种融合实际上也是一种提高的过程，之后在这样的一种坚实的音乐系统上，再去吸收外来的音乐文化就变得更加游刃有余。
▲河南邓县南朝墓彩色画像砖上的鼓吹乐演奏图
北魏除了无意间促成“清商乐”的统一外，对鼓吹乐的发展也有着相当的贡献。在北魏的早期，鲜卑贵族们便提倡宣扬自己的民族文化，命令宫女们歌唱鲜卑族的民歌，也就是“北歌”，也称为“真人代歌”。这种“北歌”在北方流行不久后，便得到了南方的注意。在南方的鼓吹乐里也吸收了这类的音乐，经常在宴会享乐时演奏。然正如汉代从民间吸收鼓吹乐加以改编为军乐为朝廷利用那般，鼓吹乐在北魏依然逃不过这个被篡改的命运。
在汉代，宫廷音乐机构的文人和音乐家繁多，使得鼓吹乐从歌辞到曲调都有全面改动的可能性。可是到了魏晋南北朝，专业知识的缺乏让他们在曲调整改上束手无策，只能对歌辞进行改动，且只能根据以往曲调的格律加以改编歌辞。至于改成什么内容，和历代相同，换上歌颂当朝统治者的内容加以传唱。
比如汉朝的鼓吹乐《战城南》，它的内容本来是汉代戍边战士反战情绪的流露，但到了曹魏，它就被放进了歌颂曹操功绩的内容，标题也被改成了《定武功》。每个时代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皇权做出篡改音乐的举动已经屡见不鲜，从周代开始便有了数不胜数的例子，无师自通。
▲北朝“娄叡墓”壁画中的马队
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的音乐文化呈现出百川入海般的交融。南北方的民间音乐也好，从相和歌到清商乐的转变也好，对鼓吹乐的篡改也好，再到乐器乐律、音乐思想以及宗教对音乐的影响也好，都是盘根错节，环环相扣的。
它在汉代民间音乐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动荡的乱世犹如被抖动的筛子，越是剧烈晃动，被光阴留下的越是无可复制的臻品。自此汉民族内部的音乐体系逐渐趋于成熟，正是在这种成熟的文化背景，才使得后代“清商乐”到“燕乐”的转变，这个，就留到之后的隋唐时期再细细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