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世纪德国古典学家伯克的《雅典国家财政》是研究古代雅典经济史的开山之作，亦是伯克具体实践其整体史观的代表著作。该书初版于年，结合传世文献和大量铭文材料，致力于还原古代雅典经济发展和日常生活的真实图景。
全书共4卷，第一卷系统考察了雅典物价、工资以及土地和房屋的租赁状况；第二卷讨论了雅典国家财政的管理及支出状况；第三、四卷分别介绍了雅典财政的常规收入和特殊收入，包括税收、矿产、岁贡、财产罚没和捐献制度等。
在该书第二卷的开篇，伯克援引了一种说法，该说认为，古代国家的治理危机多源自政治与法律领域，而现代国家则主要面对财政危机。故此，雅典知名政客或煽动家，如阿里斯提德、埃乌布卢斯、德摩斯提尼和吕库尔戈斯等都将城邦财政作为议政乃至操弄民意的话题。伯克复指出，伯里克利之后，国家财政问题更加凸显。
尤为吊诡的是，尽管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挫折，雅典的公共财政支出不降反升，这又有悖于卢梭的经典论断。后者认为，缩减开支乃是一般政府处理危机的主要策略。伯克指出，雅典的民主政治与财政制度正是此问题的根结所在。
事实上，古代雅典已发展出一套比较健全的财政管理方式。比如，雅典先后设立多种财政官员，包括收款官、公卖官和祭仪财务官负责城邦财宝的收付、核算及保管。司库一职则兼涉上述职能。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下迄山国马其顿的崛起，司库制度的递变体现了雅典民主政治和城邦经济的发展，更是当时历史的缩影。伯克的取径在戴维林和萨蒙斯二世的近著中亦有体现。
雅典娜司库作为雅典各司库中历史渊源最早的司库，同大多数雅典官员一样，任期一年。顾名思义，他们管理着女神雅典娜的诸多财宝。这些财宝不仅有大量的献祭物和租金，还包括向城邦缴纳的罚款（十分之一属于雅典娜圣库），而且包含了战利品中的一部分以及没收充公的财产。
传世文献中，对这一官职记载最为详细的是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该书在述及公元前年德拉古立法时就提到了这一官职：德拉古制定了他的法典，其制度如下：凡能自备武装的人有公民权利，这些人进行选举，九执政官和司库由财产不少于十明那且无负累的人们中选出。
其余低级官吏由能够自备武装的人们中选出，司令官和骑兵司令则由财产不少于一百明那、又无负累、且有年在十岁以上婚生合法儿子的人们中选出。新任官吏必须允许卸任的主席、司令官和骑兵司令在账目检查以前交保离职，接受和司令官及骑兵司令同等级的四个保证人。
一般咸信，文中的“司库”即雅典娜司库。公元前6世纪中叶的铭文材料可供佐证：这则“祭坛铭辞”刻勒了“司库卡埃里翁，卡雷迪克斯之子，献给雅典娜”的说法。布比利斯据此认为担任司库者须具备一定的财力。
他复指出，司库在任职前须存入一笔保证金，至任期结束、审核并确保账目无误后，方可归还这笔钱款。但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后，财产资格限定名存实亡，只要中签即可任职。
公元前年的一则铭文刊勒了5位司库的人名并保留另3位司库人名残勒的位置，我们可以据此推断公元前年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前，雅典娜司库的人数共8位，系由早先的4个部落中各选2人。
克里斯提尼改革后，雅典部落增设至10个，每部落选出一位司库，共10位。《雅典政制》也记载了雅典娜司库的职能。任职之初，前任雅典娜司库须在议事会成员在场的情况下，移交雅典娜黄金象牙雕像、胜利女神青铜像以及其他的纪念品和基金给下任司库。
据铭文材料所载“帕特农神庙祭献清单”可知，《雅典政制》所指的“其他纪念品和基金”有金银叶子、献祭物以及储藏在帕特农神庙后殿的贡款余额。铭文材料还记载了这些纪念品的去向：或熔化再铸，或借贷收取利息。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在传世文献中，还是在铭文材料里，雅典娜司库总是与城邦的权力机构（公民大会和议事会）和主要官员（执政官）一同出现，这足以说明，雅典娜司库不仅担任着重要的职责，而且还享有较高的社会声望。因此，雅典娜司库是国家财政的重要职官。
公元前/年，雅典娜司库与“其他诸神司库”合并为一，成为“雅典娜和其他诸神司库”，人数由之前的20人缩减为10人。这可能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所致。战争中，雅典遭遇的一系列军事挫败和军费不足影响了城邦的经济态势，故而化繁为简。
虽然在公元前/年，二者又分而设之，4约公元前年，二者再度合并，“其他诸神司库”的头衔则不复存在。这也间接解释了后世用“司库”这一省称指代“雅典娜司库”的现象，如前文《雅典政制》所述。
美德与财富很难集于一人之身。毋庸质疑，司库难免会窃侵财物、监守自盗。德摩斯提尼一度控诉，在安德罗提翁担任司库时，帕特农神庙后殿的财库发生了一场火灾，可能是安德罗提翁企图毁灭证据所致。
故事发生在公元前年同盟战争末期。其时，安德罗提翁出使卡里亚，在纳乌克拉提斯附近虏获一艘商船，没收了对方的财产。德摩斯提尼指出，因为这一行为后来被判违法，须偿还劫掠的财产，安德罗提翁因而盗用帕特农神庙的财宝，为毁灭证据，一火炬之。
综上所述，雅典娜司库和“其他诸神司库”是具有宗教性质的司库，与祭司一样具有较高的地位。此外，他们还是雅典特殊的财务官，服务于公民大会和议事会，主要职责是管理雅典娜女神的财宝和其他诸神的财宝。
伯克有关经济危机的论述历久弥新，但这不妨碍学者另辟蹊径，梳理出一条古代雅典的财政体系探索之路。公元前7世纪创设的雅典娜圣款司库不仅负责管理女神雅典娜的财宝，还须依据公民大会的决议支付和收取钱款，名义上是宗教司库，实际执行世俗之事。
由此可知，城邦选派的雅典娜司库体现了宗教与世俗的互动，是建立具有世俗性质的城邦财政体系的重要尝试。学者指出，雅典可能存在一个“中央财库”，它相对独立于具有宗教性质的雅典娜财库，如同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公共财库”一般，尽管它的具体位置不明。
公卖官、收款官和祭仪财务官归“公共财库”调配，大致涉及租赁、接收和支付3种职能。司库制度是雅典在此基础上特别创设的财政制度，司库本身则同时牵涉上述3种职能，与已有财务官员既有分工又有合作。
随着提洛同盟的建立，希腊司库标志着雅典的财政体系由城邦内部走向邦际或“国际”，这在希腊司库身兼国内以及国际财政的事实上得以体现：一方面，他们取代了收款官和祭仪财务官；
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整个提洛同盟财库的管理者。提洛同盟衰败后，雅典人又修正了自身的财政体系，拨款制度的出现是该时期民主政治的体现，目的是用城邦盈余满足公民需求，这可视为一种福利政策。虽然公共支出给雅典财政造成了巨大负担，但军事基金和观礼基金仍然不失为雅典因应时代变化做出的制度创新。
从雅典司库制度中窥见历史发展的趋势，更能梳理出一条雅典人在政治与经济探索中着眼现实需求、关怀世俗生活的主线。这在公元前年前后具有宗教色彩的雅典娜司库和其他诸神司库合编减员（由共20人减至10人），以及世俗性质浓厚的希腊司库增员（由10人增至20人）的史事中得以体现。
宗教司库与世俗司库比例的变化，正是司库制度逐步世俗化的过程。易言之，雅典娜司库设立后，希腊司库、军事基金司库和观礼基金司库等的设立均是雅典不断修正各种机制以调和现实矛盾的探索性尝试。
另一方面，诚如哈里斯所言，从本文第一部分提及的“卡里亚斯法令”诸如“一同打开和关闭后殿的门”、“账目都交给查账员审查”的说法中可见，雅典法律以巨细靡遗的方式规定了司库的选用方式、职能划分以及审查和问责机制，这体现出雅典行政体制的完备，更为后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