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开始之前，九州必须先着重申明一下对于标题中“军国主义”这个敏感词汇的看法，以减少不必要的口舌之争。“军国主义”本身只是一个中性词，不可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进行对划等号。客观来说，“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算是“军国主义”的一种极致形式和典型代表，但并非所有的“军国主义”都是反动的、倒行逆施的“法西斯主义”。
大秦帝国的崛起
参考百度词条，对军国主义（Militarism）定义如下：
即指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将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均服务于扩军备战及对外战争的思想和政治制度。
因此，本文中所说的“军国主义”，是从广义和中性的角度来说的，类似于“先军政治”的一种政治军事体制。
成型于战国的两种社会模式
西周覆灭后，周平王东迁恢复周室统治，是为东周。自此，天下进入了持续的动荡纷争，随之而来的是王权衰落、王纲解纽，进而导致原本运转长达数百年的宗法秩序和封建秩序土崩瓦解，周王室偏安一隅，形同虚设，先是齐桓、晋文等诸侯以“尊王攘夷”为名行王霸之实，而后各诸侯国内的卿大夫逐渐崛起，致使这种尝试恢复周礼的霸主秩序也走向衰亡，以“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为标志，传统的秩序宣告寿终正寝，各诸侯国纷纷走上了变法图强的集权化道路。
三家分晋
然而，虽然列国都处在上述同样的大背景下，但因为关中（秦国）和关东（韩、赵、魏、楚、燕、齐）在原有文化传统的明显差异，在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集权社会模式，即前文所说的“关中军国主义”和“关东礼乐精神”。
总的来说，关东地区因地处中原腹地，受商周礼乐精神的影响较深，即便到了战国时期，依然保留了众多的以“礼”治国的传统，新旧势力交织，社会阶层错综复杂，伴随着宗法秩序的衰微，各国出现了数量不可小觑的豪强、富商、知识分子，他们与卿大夫等贵族阶层交错一起制约了皇权的发展。而以秦国为代表的关中地区，原本地处西部边陲且与夷狄融合，民风彪悍尚武，且商周礼乐制度对其影响较少，整个社会结构相对简单，君王对基层社会的直接统治力远强于关东诸国，因此更加有利于形成有着强力控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一点也正是“商鞅变法”能够在秦国深彻推行的最本质的基础所在。
：商鞅变法
从具体的层面来分析，关中与关东两种社会模式的区别如下：
首先，在政治层面，关中地区自商鞅变法以后，普遍建立了郡县制度，君王通过郡县官员实现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控制，也有利于巩固大一统的政局；而关东受礼乐精神的影响，则希望维持或恢复列国秩序，各国自治，而保持各国在政治、军事、文化上的独立性。
：郡县制
其次，在文化层面，关中军国主义奉行绝对的法家思想，通过严厉的秦法来对社会各阶层进行齐风整俗，这也是秦国成功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十数年速亡的原因之一；而关东礼乐精神则主张尊重列国文化及风俗传统，保留根深蒂固的礼乐精神，希望通过更加柔和且更具弹性的礼治管理社会。
秦汉20等军功爵制
再次，在社会层面，关中军国主义奉行“耕战”制度，实行绝对的“什伍制”，利用“军功爵制”和军政合一的“编户齐民”来强力控制百姓；而关东礼乐精神则更主张以村落为单位，依赖宗亲拟血缘关系（阎布克语）对基层社会进行弹性管理，其中家族村落的长老、父老、三老既是基层自治的首领，同时也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纽带。
可见，关中与关东有着两种泾渭分明的社会模式，尤其是“商鞅变法”之后，这种社会模式之间的区别愈发鲜明，紧随而来的冲突也日渐激化。
两种模式的第一次PK——秦国统一全国
关中秦国所推行的变法，表面上是为了“富国强兵”而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然而本质上这是一次国家强力集权化的过程，为了在波谲云诡、旦夕兴亡的战国乱局中安然立足甚至是图强制霸，秦国的整个社会运转机制都因这场变法而使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均服务于扩军备战及对外战争这一主线之上，形成了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先军政治”模式。
秦军彪悍
而关东六国虽然也时不时的搞过变法，但因社会结构复杂，利益群体交错掣肘，变法总是只见雷声不见雨点，最终无一例外的惨遭失败，整个社会模式终究还是回到了老样子，究其根源，就是源于关东诸国的“礼乐精神”的根深蒂固。
在你死我活的战国格局下，这两种模式必然爆发激烈的对抗，所表现出来的便是秦国统一全国的史诗战争历程，一边是秦国的“远交近攻”，一边则是列国的“合纵抗秦”。
秦国远交近攻
当关东最强国赵国轰然倒在长平战场之后，秦国在关东战场已经再无敌手，此后便以摧枯拉朽、势如破竹之势将列国踏在脚下，通过六代秦王的不懈努力，终于完成了华夏大地的一统。从本质上来看，秦国统一战历程，是关中军国主义和关东礼乐精神的第一次终极PK，而秦国的最终胜利，是关中军国集权体制对关东礼乐精神堪称降维打击的第一次完胜。
透过现象看本质：刘邦集团击败项羽集团，根本原因在于“关中军国主义”对“关东礼乐精神”的有一次压倒性优势再现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这样说道：
“如果中国历史和其他各国文化有唯一最重要的歧异，那就是公元前年秦始皇的统一全国。随着青铜时代的终止，全国立即完成政治的统一，这种政治上初期的早熟，创造了一个惊人的纪录，在此后千百年间树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传统。”
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开天辟地”之姿态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帝国，成为了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始祖和典范，然而它又在历经短短十数年后轰然倒塌，华夏大地再一次陷入了空前乱局。此后，各方林立的军事势力，经过持续的洗牌和整合，最终形成了楚汉相争的两强逐鹿格局。
楚汉争霸
秦国统一全国后，列国虽然在国家形式上走向消亡，但其根深蒂固的礼乐精神和文化传统却并未消退，可以说，彼时的中国正处在关中军国主义刚取得全面胜利而关东礼乐精神尚未消弭的关键历史时期。伴随着秦帝国在政治、社会、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的激进统一政策的失败，社会矛盾显著激化，关东礼乐精神犹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再一次苏醒并重新崛起，而刘邦领导的汉营与项羽领导的楚营之间的对决，并非仅仅是两个同类型、同属性政权间的冲突，实际上是之前早已有之的两种社会模式的再一次PK。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不妨从项羽和刘邦两方势力形成的过程来看看。
战国时期，在关东六国之中，楚国历来被称为南蛮，但它却极为推崇和固守中原文明，因此保留了最多的传统风俗。当列国都在纷纷变法集权之时，吴起的改革终因老贵族的强大阻力和反扑而如昙花一现。此外，崇尚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发源于此，屈原创立的新诗体楚辞，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浪漫主义情怀，而从出土的文物来看，楚国的礼器最为精巧灵秀。
屈原
凡此种种，无不彰显出楚地文化传统与关中之地差距最为明显，在秦国一统河山之后强行推行秦法秦制之时，之间的矛盾冲突自然也是最为激烈的，因此楚国也必然是反秦的最大主力，有道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所蕴含的深意也真源于此。
众所周知，项羽原本是楚国贵族后裔，对楚国以及中原传统文化有着极强的认同感，江东起兵之后，其所率领的八千子弟兵，极为忠勇善战，很可能是一支贵族子弟兵武装力量，深厚的贵族属性，注定了项羽必将成为保守的关东礼乐精神之最佳代言人，穷其所能意图恢复消亡数百年、属于齐桓与晋文的传统礼乐秩序。
：项羽
而刘邦一介平民，出身农家，虽有泗水亭长之名，却也是终日为“活下去”而挣扎的人，其身上对于上流贵族世界的文化认同感并不深厚，实用主义便是他的阶层精神特点。而且，刘邦祖上并非楚人，是随父辈迁徙至楚地的，他对楚地文化的认同感自然也不会太强烈。这样的出身背景之下，即便他也斩蛇起义并率先攻入关中，依然还是无法获得以项羽为首的贵族集团的认可和尊重，最终被排除在贵族秩序之外，只能选择“还定三秦”并以关中为根据地展开争斗，成为了关中军国主义的代表。
影视剧照
当陈胜吴广于大泽乡首举反旗后，六国遗留的贵族势力迅速接过了反秦大旗，六国纷纷死而复生，无比清晰的说明了一点：义帝楚怀王只不过是个旗帜而已，起义的初心并不是要废秦立楚，而是要恢复列国自治的传统秩序，用关东礼乐精神取代关中军国主义，起义的目标也并非简单的反秦国，而是为了反秦制。
巨鹿之战后，项羽实际上成为了反秦联军实质上的盟主，定都彭城之后，他自号“西楚霸王”，是天下共主。此时的他所想的，并非是将自己打造成一个拥有绝对控制权和统治力的帝王，也不是要将西楚打造成类似于秦朝那种典型的中央集权帝国，而是大搞分封自治，诸王并立，皇权微弱。虽然，这是项羽个人政治、军事生涯的巅峰时刻，同时也是整个关东社会的回光返照和最后余晖，实际上却也是项羽遭受关东礼乐精神和贵族文化毒害深重的败笔。
楚汉对决影视剧照
反观刘邦，他还定三秦、扎根关中、睥睨天下，志在重新建立一个集权帝国；他重申军法，拜将誓师，实质上是完成了从楚将到新“秦王”（汉王之名秦王之实）的华丽转变，自此，平民出身的刘邦正式成为了有着深厚根基的关中军国主义的有力代言人。
从战争结果的必然因素角度来看，刘邦集团的胜利与项羽集团的最终败亡，这是两种社会模式再次较量的必然结果，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细究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关中军国主义”对于“关东礼乐精神”有着压倒性的优势，具体来说，可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社会动员力。
关中之地，有着深厚的耕战传统，战时全民皆兵的优势是关东社会所不能比拟的优势。从战争来说，实际上比拼的是社会动员力，谁的社会动员力强，谁的胜算就大。单论这一点，关中社会模式便有着关东社会难以企及的优势。当刘邦统领大军围攻彭城而遭项羽反杀大败之际，萧何依然可以“发关中老弱未傅者诣荥阳”（见于《史记.高帝纪》，意思是说萧何将关中尚存的原本不符合兵役的老弱男丁悉数动员起来发往荥阳），足见秦式帝国对基层社会强大的控制力和动员力。反观楚军，项羽除了仅有的、越打越少的嫡系部队之外，其他名义上归附的季布、钟离昧等部并没有发挥出该有的战斗力，当龙且的亲信大军败亡之后，西楚的败局早已不可逆转。
萧何影视剧照
其二，政治体制。
刘邦阵营本是平民集团，又叠加后期的军功授爵制的助力，对出身低微的平民阶层有着极强的吸附力的。而项羽阵营，因其深厚的贵族属性和礼乐体系思维，存在明显的排他性，对于出身平民的韩信、陈平等大才根本无法给予崭露头角和因功给爵邑的机会，必然造成这些大才纷纷背楚向汉，投入军功授爵的刘备阵营，这也是项羽终将败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韩信影视剧照
综上可见，如果我们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去看背后的本质，刘邦集团击败项羽集团，根本原因在于有着社会动员力和政治体制两个层面巨大优势的“关中军国主义”对“关东礼乐精神”的再一次完胜。
建立汉帝国后，刘邦对关东模式的妥协
虽然刘邦在楚汉争雄中笑到最后，标志着集权度更高的关中军国主义社会模式的再次胜利，但大汉帝国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关东文化的就此消弭。刘邦所擅长的就在于知人善任和审时度势，他在充分利用关中体制的优势取得压倒性军事胜利的同时，也从秦帝国暴亡中充分的认识到了关中文化上的劣势和弊端，因而为了让来之不易的帝业能够千秋永固，他不得不向关东社会采取妥协之策，兼收并蓄，采取了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的办法来让两种文化能够短期调和，以期用时间来逐渐实现两种文化间的真正融合。
汉武帝
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汉王朝的根基日益稳固，异姓王也逐步被消灭殆尽，及至汉武帝时期，真正实现了文化一统的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