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年发生在宋、楚之间的泓水之战,是中国*事史上极具争议的经典战例。推崇者将其视为自西周以来崇尚*礼传统的“礼义之兵”的最后荣光,嘲笑者如最具代表性的毛主席,将其视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在我看来,无论推崇还是嘲笑,泓水之战都是中国*事史上的“分水岭”之战,自此,持续至少五六百年的“礼义之兵”终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诡诈奇谋”取而代之,开始成为中国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
1、名不副实的“春秋霸主”
公元前年,“春秋首霸”齐桓公因齐国内乱不幸饿死,华夏栋梁坍塌。谁能成为齐桓公的继承者,接过“霸主”的旗帜号令天下,成为了时代的焦点问题。对此,各国诸侯无不心存觊觎,跃跃欲试。当时天下大国,首推齐、晋、秦、楚等,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一个中型国家的国君在此时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慨然以齐桓公的继承者自居。这便是宋国国君,也是本文泓水之战的主人公——宋襄公。
宋襄公“称霸”的第一举措是安定齐国内乱。当时齐国五大公子相互争位,斗得如火如荼,连齐桓公的尸体都没空收敛。太子昭斗败后逃到宋国,向宋襄公求援。他此举倒不是病急乱投医,因为齐桓公生前曾向宋襄公“托孤”,希望宋襄公能好好照顾太子。宋襄公一来曾经答允过齐桓公,二来也希望就此树立威望,因此决定完成此项义举。他随即向天下诸侯发出通知,希望大家都派出兵来,和宋国一起,护送公子昭回齐国继位。
虽然宋襄公大张旗鼓,但他的号召力似乎欠佳,多数国家尤其是大中型国家都对他的通知置若罔闻,只有卫国、曹国、邾国三个中小国家予以响应。宋襄公并不觉得寒碜,率领四国联*向齐国浩浩荡荡地进发。当时齐国贵族们普遍同情太子昭,又被宋襄公的大阵仗吓住了,因此杀掉国君,迎接公子昭继位,是为齐孝公。宋襄公因此名动天下。
宋襄公自己也大为陶醉,在他看来,齐桓公的后事他都搞定了,那齐桓公“霸主”的继承者也理应非他莫属了。因此他决定效仿齐桓公,会盟天下诸侯,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
然而他的会盟邀请再次应者寥寥,只有曹、卫、邾等之前陪同他“旅游”齐国的几个国家前来捧场。宋襄公大概也觉得没有面子,因此决定耍耍“盟主”的威风,将会盟稍稍来迟的鄫国国君当场逮捕,杀了祭天。其后不久,曹国便背叛盟约,宋襄公又轻率下令攻打曹国。凡此种种,都使得此次盟会基本形同笑话。
宋襄公不甘心就此失败,他别出心裁,决定拉拢楚国,以楚国和齐国的威望邀请天下诸侯会盟,让天下承认他的“霸主”地位。公元前年春,宋襄公邀请齐孝公、楚成王在宋国鹿上(城邑名)会盟,企图先取得这两个大国的支持,让他俩先承认自己是“霸主”。齐孝公因为受过宋襄公的恩情,不过笑笑而已,但楚成王却对此极为恼火,虽然脸上可能也是笑嘻嘻,但内心已下定决心要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同年秋天,宋襄公再次在盂邑举行会盟,因为有齐楚带头,天下各国果然云集响应,宋襄公正做着加冕“霸主”的美梦,早已处心积虑的楚国突然发动袭击,将他在盟会上当场绑架。转眼间,宋襄公不仅美梦破灭,还沦为了阶下囚。其后楚国就势攻打宋国,幸而宋国已有准备,方才抗住了楚国的攻击。
当年冬天,在鲁国国君鲁僖公的出面调停下,楚国在由众多诸侯参加的亳地会盟上,当众释放了宋襄公。宋襄公经此奇耻大辱,自然恼羞成怒,决定要报仇雪耻。他自知惹不起强大的楚国,于是退而求其次,决定拿亲近楚国的郑国开刀,想挽回一点颜面。郑国被攻后向楚国求援,楚国迅速出兵。楚、宋于是在宋国的泓水边上大战一场,宋*因宋襄公的“神级”指挥而大败,连宋襄公本人也受了伤,于次年伤重病逝。
这便是宋襄公并不复杂的“称霸”经历,其中只有安定齐国内乱、扶持齐孝公上位沾了些“霸主”的边,其余的非但称不上可圈可点,甚至都得用胡来、丢人乃至耻辱来形容。因此,他能入选“春秋五霸”,应该是历史的“误判”,至少比起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哪怕是后来的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宋襄公的“霸业”都实在名不副实。唯一值得一提的,大概就是他爆棚的自信心吧。
如果您以为当诸侯“霸主”就是宋襄公的终极目标,那可就是小看他了。“霸主”只是宋襄公的初级目标,在他看来,这应是理所当然、很容易实现的事情,他给自己定的目标必须更高。鉴于宋国是商朝的后代,因此宋襄公的终极目标是“反周复商”,也就是推翻周朝,复兴大商。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些天方夜谭?但《左传》明确记载,他的臣下公孙固劝他说:“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可见复兴大商的确是宋襄公的夙愿,五六百年后还有如此“执着”的复国理想,大概也只有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中那个不靠谱的慕容家族可以比拟了。
由此我们不能不好奇宋襄公的“自信”到底从何而来,他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应该说,宋襄公的自信还是有一些道理的。首先,宋国是周王朝开国时期的公国之一,公国是地位最高的诸侯国,在*治上具有地位和法理优势。之前郑庄公之所以把宋国当做头号对手,便是出于此项原因,因为打击爵位尊贵的宋国更容易树立威望。到宋襄公时代,周王朝的公国已经所剩不多,起码宋国应该是当时最强大的公国了。从这个角度出发,既然周天子已经不行了,那么宋国作为*治地位最高的诸侯国,就理应站出来,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恐怕就是宋襄公“自信”的原因之一吧。
同时,宋襄公又是一个极度因循传统的典型人物,他恪守“礼乐制度”、讲究仁义道德等当时上层贵族的普遍规则。比如他曾经执意将太子之位让与庶兄目夷,博得了“让国之美”的美名,虽然未能如愿,但宋襄公继位之后,立刻把目夷封为国相,让他执掌国家大*。相比当时各国兄弟相残的悲剧,宋襄公的做法的确鹤立鸡群,令人仰止。可能正是因此,宋襄公的国际声誉颇高,连齐桓公都对他委以后事。这个“声誉”,也应是宋襄公自信的原因。
然而,我们显然能够看出,宋襄公这些自信的来源,都是“名义”上的东西,无论“公国”的地位,还是世所传颂的“声誉”,都缺乏坚实的支撑。不是说这些就不重要,但诸侯争霸更重要的,理应首数国家的综合实力和谋略水平。当时宋国不过是个中型国家,国家实力实在一般,而宋国又处于平原地区,易攻难守,地理兵要环境十分不利,更不要说宋襄公本人又缺乏谋略水平,屡犯错误。因此,宋襄公的根本问题是出在了“不自量力”上,以宋国的牌面而执意参与“称霸”,不仅不会成功,反而会招致祸灾。
这一点,宋襄公的庶兄目夷和大臣们就曾多次指出并劝谏过他。比如鹿上之盟前夕,目夷就说:“咱们宋国就是个小国,争霸是祸非福。”而在盂地之盟即宋襄公被楚国绑架前,目夷也曾劝他带兵前往,并防备楚国的祸心,可惜宋襄公都听不进去。对于这一点,楚成王无疑看的最为透彻,确切知道宋襄公的“有名无实”,这才决定教训他,让他彻底认清什么叫“不自量力”。
可惜,“不自量力”还不是宋襄公最严重的问题,比如栽在楚国手下的他也知道惹不起楚国,只敢拿楚国的狗腿子郑国开刀。宋襄公最严重的问题是“盲目仁义”。这在泓水之战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公元前年11月,楚国出兵援助郑国,追击到了宋国的泓水边上,与宋*隔河对峙。楚*渡河之时,宋*早已摆好阵势,宋国公孙固鉴于双方兵力悬殊巨大,建议“半渡而击”,即趁着楚*渡河一半时就发动攻击,然而宋襄公以“不能乘人之危”为由断然拒绝。楚*渡过泓水,阵势还没列好,公孙固再次建议提早发起攻击,宋襄公又以“不鼓不成列”为由拒绝。直到楚*阵势已完全摆好,宋襄公这才下令出击。然而此时显然为时已晚,弱小的宋*岂是强大的楚*的对手?宋*大败之余,宋襄公也被砍伤了大腿,幸而目夷等人死命保护,才将他救离战场。泓水之战就这样也以宋国的惨败而结束。
战败之后,宋国上下都埋怨宋襄公坚持“仁义”,以致惨败。宋襄公却义正辞严地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意思是仁义之师作战时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攻打头发已经斑白的老年人,不以地势险要的关塞取胜,因此就算宋国灭亡了,我也不能去攻打没有布好阵的敌人。总之是要坚守几百年流传下来的“礼义之兵”的作战规则。目夷被气的几乎吐血,当场硬怼:“打仗就是要以取胜为目的,像你说的,我们还打什么仗?直接认输当奴隶好了!那多省事!”
然而无论目夷的讽刺,还是残酷的现实,肯定都无法动摇宋襄公早已根深蒂固的遵循“礼乐制度”、坚持仁义道德的信仰。即使是明显不顾现实的“盲目仁义”,宋襄公也从内心深处认定自己没错,错的肯定是当前的时代。
不久之后,宋襄公就离开了人世。同时也留给了后人一个千古争议——“宋襄公真的错了么?”
2、幽默的“*礼”
之前的系列中,我们已多次提到宋襄公和泓水之战,尤其是自西周以来即成为传统的“*礼”制度,现在就来系统说说“*礼”制度到底是咋回事。
在西周和春秋等“分封制”作为主流的时代,“礼乐”制度是社会的根本制度,它可以称为整个社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几乎涵盖和规定了社会和生活的所有方面的礼节。其中对于*事和战争的众多规定,便被称为“*礼”制度。
大致来说,“*礼”制度可以按照战争的进程分成战前、战中和战后三个部分。
首先说战前,如果您以为战前不就是宣战么,还能有什么事?那可就轻视了这个时代对于“礼”的重视了,正常来说,如果两个国家闹了矛盾,准备打仗了,首先必须要做一件事,那就是邀请对方前来“观兵”。所谓“观兵”,实质和今天的“阅兵”差不多,便是把本国的*队实力展示出来,让对方掂量掂量。如果觉得实力太过悬殊,那就直接认输吧,不用再打了。这就好比把战争直接简化为玩“掷骰子”,比比大小就行了。
这个“观兵”不仅仅是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其更深层的是追求“礼”的精髓,那就是光明正大,公公平平。双方战前都要明确告诉对方,我有多少战车和士兵,你又有多少,而且不能光口头说,还必须请对方来“阅兵”,毕竟眼见才为实嘛。也就是说,战前双方都必须对对方的实力相互知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开战,否则不观而战,或者有所隐瞒,那可就不公平了,即违“礼”了。
齐楚的“召陵之盟”前,齐桓公就曾玩过这一招,他邀请屈完“观兵”并得意洋洋地炫耀己方的武力,其实这不过是历史传统而已。而且屈完看完后并没有被吓尿,也侧面反映了楚国的实力确实不同一般,让齐桓公不得不权衡形势。
除此之外,在战前还有“不加丧”、“不因凶”等规定,意思是如果对方出现了国君逝世或者各种天灾的情况,那就不能再其发动战争,即使发动了也要停止。后面我们要讲秦晋之间的“崤之战”,这场战争就是晋文公死后阶段发生的,当时秦国并不顾及这一点,执意攻灭了晋国边上的盟国兼同宗滑国,这还不是直接打晋国,但也已经让晋国上下都极为愤怒了:“我们国君还没埋呢,你就敢动手!”因此才出兵截击秦*。这便是典型的“不加丧”的案例。
“不因凶”的案例,之前讲述的秦晋“韩原之战”便是典型。晋国饥荒秦国援助了,结果秦国饥荒,晋国不仅不援助,还趁机攻打秦国,这就是明目张胆地违反了“不因凶”的“*礼”,秦国自秦穆公以下当然义愤填膺了(既是饿的,更是被气的),因此很快发动韩原之战,理直气壮地教训晋惠公。
这些原则其实都是说明战争必须要“师出有名”,对方要有明确数的出来的重大罪错,己方才能发动战争。这一点就更明显了,比如“召陵之盟”齐国率领八国联*讨伐楚国,可光说楚国不进贡显然罪错不够,因此齐桓公和管仲才不得不把周昭王的历史搬出来,即使那已经是三百多年前的事,但也总归是重大罪错不是?
与“师出有名”同步的便是“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句话出现的时间,应该远比大家想象的还要早。因为最初所谓的“来使”,是己方邀请来的,所以当然不能杀,不仅不能杀,还得好好以“礼”招待。这才是“不斩来使”的根本渊源和道理所在。同时,所谓“来使”,基本都被视为对方国君的代表或者说化身,那就更不能杀了,这是基本规矩,违背是要备受天下鄙视的。这一点,在“*礼”退出历史舞台以后偶尔会遭到遗忘,这才出现“斩使以立威”等现象。
战中主要是指战争具体发起到结束这个时间段。双方宣战以后,要约定时间和地点,届时双方准时到达战场,各自排兵列阵,然后堂堂正正地决战。在此之前,双方不能抢先开战,某一方的偷袭更是不被允许。整体来说即“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不乘人之危“半渡而击”,正是传统“*礼”的基本要求,而“不鼓不成列”,意即对方如果还没有排好阵势,那就绝对不能攻击,因为这同样有悖于“公平”精神。
在具体战斗的过程中,宋襄公所说的“不攻击受伤者”、“不伤害年龄太小或者太老的人”,也都是“*礼”的具体规定。比这更严苛的是,如果一方率先攻击了另一方,那就必须给对方反击的机会,否则便是违礼。这就要提到那个极具代表性的故事了,宋国内乱期间,华豹和公子城两个死对头在战场上碰到了。华豹先是一箭差点射中公子城的右耳,公子城还没来得及还击呢,华豹的弓又拉满了,箭都已经要再次射出了。这下公子城就不满意了,他大喊:“你已经射我一箭了,居然不给我机会反击,真是太无耻了!”于是华豹就放下了弓箭,由着公子城攻击。公子城也不客气,他箭法更准一些,一箭射死了华豹……
这已经是泓水之战一百多年后的事情了,看来宋国的“*礼”信仰乃至“礼乐制度”确实源远流长,宋襄公着实后继有人。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关于“逃跑”的规定。战胜的一方对于战败的一方正常来说不能追赶,就算要追也只能追五十步。孟子那个著名的“五十步笑百步”的典故,其实是对历史的极大误解。因为按照“*礼”,五十步内的逃兵是有被追杀的危险的,而且他还可能反身参战,对敌*也仍存在威胁。但这一切对于一百步、实际已经脱离战场的逃兵来说,两种危险却都不存在了。这种情况下,五十步的当然可以嘲笑一百步的,这里面有本质的“界线”区别。当然我们已然不能确切知道“五十步”到底具体是多少距离,但考虑到“*礼”规定都细致到了几乎变态的程度,说不定双方战前都已经在各自战阵的后方画好了“五十步线”,提醒对方“见线勿追”。
这一点有个极为搞笑的战例,那便是后来晋、楚之间的邲之战。战斗中晋*落败逃跑,有些战车坏了,陷在了泥里出不来,楚*虽然号称蛮夷,但也仰慕中原的“*礼”制度,不仅不趁机攻杀,反而帮助晋*修车推车。等战车出来后,晋*再逃,楚*再追。可没追几步,晋*的战车又坏了,楚*只好再次帮忙。晋*士兵心也挺大,反而打趣帮忙修车的楚*:“哎呀,还是你们擅长修车啊,估计以前战败逃跑的次数挺多吧,修车经验竟然如此丰富,真是佩服之至!”原本该血腥惨烈的战场,就这样充斥着几丝幽默滑稽的色调。
战场上都不能越线追杀,那战后的“*礼”自然就更讲究了,比如不杀俘虏,尤其是不能杀害战败一方的国君和高层贵族,除非对方真的罪大恶极无需审判。此时既然胜败已分,双方主流的做法便是“会盟”,也就是谈判吧,双方商量谈定战后的处理事宜,失败方割地也好,怎么赔偿也罢,总之形成盟约,各自遵守,谁敢背约,“*礼”不容。
这就是“*礼”的大致构成情况,在后人看来,这种“*礼”几乎不啻于“过家家”之类的游戏。这个认识,确切地说,并不算离谱。
原因也很简单。天下诸侯都系出同源,既然都是本家、同宗,上头又有周天子或者齐桓公这类大家长执天下牛耳(西周时期自然是周天子,春秋时期是指周天子尤其是齐桓公等霸主居中做主),相互之间实在不必赶尽杀绝。*事战争从地位和功用上来说,就不是解决问题的首要手段尤其是终极手段,因此“*礼”自然会笼罩着几丝温情甚至幽默的色调,同时,这也说明*事的确只是*治的延续,而非*治的必然组成。
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即使在战争中,尤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义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这还是指春秋时期,如果上溯到西周,施行“*礼”的战场恐怕更加“幽默”!
正是在这样的“*礼”制度指导和限制下,中国*事战争在最初的长达六七百年(指西周至春秋,上限可能更上)的漫长时间里,都呈现出“礼义之兵”的优良传统。光明正大、公平决战是它的核心精髓,双方比拼的只是勇气和实力,任何的欺诈、偷袭、隐瞒、乘人之危、攻击弱小等都是不被允许、违背“*礼”的不道德行为。从这一点上来说,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的表现是无可置疑的“礼义之兵”!他对传统制度的坚持和信仰,也是他能在后世获得相应推崇和同情的主要原因,也是围绕他会出现重大争议的根源所在。
视角稍微放开,“*礼”只是“礼乐”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那笼罩在“礼乐”制度下的整个社会的运行情况,也大概能从“*礼”管中窥豹,这就是在分封制下已经流传了上千年的“贵族精神”,总体来说,其精髓无疑就是凡事有礼依礼,绝不能逾越。
这里就要说到韩原之战前后晋国的大夫庆郑了,他就是当时上流社会典型的“贵族精神”的代表人物。出于对于“礼乐”制度的遵循,他明确反对晋惠公不救援秦国反而讨伐秦国的不义之举,并认定秦国有讨伐晋国的资格,虽然他是晋国人,这么说似乎有“卖国”的嫌疑,然而这只是我们后人的看法,当时的社会舆论是允许这样的,所谓“君无道臣投他国”,出投他国都被允许(比如宫之奇在虞国灭亡前跑路),何况只是语言上怼怼晋惠公。其后,无论是被剥夺“车右”的资格还是不用郑马的建议不被采纳,都是对他“贵族”身份的重大侮辱和轻视。凡此种种,导致庆郑是可以光明正大地撂挑子的,甚至在战场上对晋惠公落井下石也不能说就错。但让庆郑没有想到的是,原本能够打胜的战争却打败了,而这中间不能说没有他各种“神级”操作的原因。因此庆郑作为贵族的应对策略很明确,如果晋惠公被秦*杀了,那他就要随之自杀以谢晋惠公。而既然晋惠公没死,他就要等着晋惠公回国来处罚他,从当时的礼仪要求来说,他必须要给与晋惠公处罚他的机会,不能擅自逃跑,剥夺国君的处罚权利,如此才不失“贵族”的风范。而他最后慨然赴死,也正是出于维护“贵族精神”的尊严。庆郑的选择和举动,都是当时“贵族精神”的正常体现,尤其晋惠公还是庆郑讨厌甚至鄙视的人,但这一点反而凸显庆郑坚持的可贵。只是时代剧变以后,后人理解起来已经存在了极大的环境障碍。
相信大家看到此处,估计会产生个疑问,这里所谓的“贵族精神”、“礼义之兵”不就是欧洲中世纪的“骑士精神”么?客观地说,虽然二者不能完全等同,但实质确实差异不大。就表现来说,“*礼”指导下的“礼义之兵”,实际的确不过是一场大规模的“骑士”间的决斗,而骑士注重荣誉和公平、不畏强者、勇敢作战,同时又同情弱者、对失败者宽宏大量,这些无疑都和“贵族精神”的精髓暗合。这一点的原因我们以前已曾说过,那就是他们都是“封建制”社会下的必然产物,不足为怪,只是出现时间上中西方有差而已。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甚至可以说宋襄公是一个坚守“贵族精神”的中国版的堂吉诃德,那么他到底真的错了么?如果错,又究竟错在了哪里?
3、文明的傲慢与生存的惩罚
先说结论,宋襄公的确错了,而且错的很离谱。但他错的真实原因,恐怕千载之下,都仍没有被真正的阐释清楚。
首先,宋襄公是错在“不自量力”、“盲目仁义”等,但这些还不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罔顾现实”,意即看不清现实。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霸主”问题。宋襄公总觉得自己是公国的国君和爵位,按照传统*治地位,除了周天子就轮到他了,再加上齐桓公都曾委托于他,那“霸主”地位就该理所当然是他的了。这一点在他的认知体系也许是理所当然,但在当时的世界上,这是理所当然的么?
正如楚国大夫成得臣对他的评价“好名而无实”,宋襄公就是太注重“名位”、“名声”或者说“名誉”了,他并没有意识到,东周和西周的最大区别便是周天子权威的衰落,既然连周天子都失去了权威和话语权,那建立在周天子权威格局中的“公国”又能有多少实际的号召力?天下诸侯连周天子都不放在眼里,又怎么可能会真正尊重一个“公国”的国君?
当然,如果宋国真有强大的综合实力,那也罢了,可惜实际上并没有,然而宋襄公却不这么认为,这就是他看不清现实的第二个“仁义”问题。他总觉得,“仁义”才是最大的力量,相比*队都重要。这一点从他前期的盲目自信就能看出端倪,哪怕只有三个小国派兵支持,他都敢率领弱小的四国联*向强大的齐国进发(当然这次他侥幸成功了,但事后看来也只是侥幸);而在研判征伐郑国可能惹恼楚国的战略问题时,宋襄公甚至明言:“楚兵甲有余,仁义不足;鄙人兵甲不足,仁义有余。”这里充分证明宋襄公认为称霸天下的根本力量不是“兵甲”而是“仁义”。如果说这是在西周时代,可能还有些道理,然而70年前周天子已在繻葛之战中败给了郑庄公,50年前齐桓公已在长勺之战中败给了鲁国,这些残酷的历史早已证明,即使是周天子和春秋首霸齐桓公,都在兵甲强大的敌人面前无能为力。
由此我们进一步得出结论,宋襄公“罔顾现实”的原因应是他对历史传统的迷信以及对当前时代的误判。他总觉得,当前的时代还处在既往历史的惯性发展趋势之中,传统的“礼乐”制度和文化仍能发挥强大的作用。因此他才看重“公国”的地位和爵位,也同时坚信“仁义”道德的力量,他自信早已看透了历史和未来,把握了时代的方向和脉搏。
然而狠狠打脸的是,宋襄公所处的时代,早已是一个大变革而非因循守旧的时代。这一点并不是我们后人站在全知视角、后知后觉的“欲加之罪”。正如之前所说,郑庄公、齐桓公等人早已开启并引领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改变已然绽放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就拿“礼乐”制度来说,郑庄公早已“冒天下之大不韪”,不仅迎战而且击败了周天子;对于“*礼”制度,曹刿实际上可能是最早的破坏者,然而他不按“击鼓出击”的规矩出牌,反其道而行之,但只要打赢,齐桓公也只能吃瘪;对于社会阶层的扩大,不要说曹刿的士人阶层,就连野人阶层都已在韩原之战中登场。更不要说即使是在同时代,无论楚国方面还是宋国内部,都已看清宋襄公的“有名无实”、“慕虚名而处实祸”,在“仁义”的问题上,宋国内部更是已然指出宋襄公的迂腐不化,这些都充分验证了宋襄公对于时代的误判。
可惜,宋襄公对此都嗤之以鼻,他始终只坚信自己的判断,却没有真正意识到,他所身处的时代进程,的确早已不是西周(甚至更不是大商)的传统延续,而是一个崭新的、变革剧烈的时代,未来究竟怎么样,朝哪里发展,传统可能不仅不能给出答案,就连传统本身可能都是被变革的对象。这才是宋襄公真正错的原因所在。
宋襄公迷信传统的错误,实质上来说,是对既有文明的盲目迷信。在他看来,既有的“礼乐制度”和仁义传统,已然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和完善,应该已经是人类极为理想的制度和文明了,然而他却不会意识到,这种制度和文明,只是建立在中原地区过往历史阶段、以中原顶层贵族为核心的发展成果,一旦历史车轮向前迈进,更大范围的地区、更多的社会阶层参与进来,这种制度和文明也必然将遭受新的挑战,从而迎来更为丰富、更高维度的发展。这一点,毋庸讳言是宋襄公的历史局限性。然而这却不是我们的“强加之罪”,因为即使社会的诸多变革摆在他的面前,他也只会死不承认,并断定是时代而非自己错了。
因此,宋襄公身上所表现出的,不仅仅是对既有文明的迷信,更是既有文明的傲慢。“礼乐”制度的追随者们不仅迷信,而且坚定这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更甚者是唯一方向,而更可悲的是,这种“崇古”心态总习惯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被前人做完了,后人只需要遵守就好。这其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偷懒心态和妄自菲薄,也是对人类发展历史和文明的压根不了解,是真正的“井底之蛙”之见。
从此见识出发,“宋襄公”们不仅拒绝内部的任何改变和革新,甚至歧视乃至打压其它不同的文明形式或种类。我们可以确定的说,楚成王对于宋襄公的不满,固然有其“不自量力”的原因,但宋襄公骨子里所散发出的文明傲慢(比如理所当然地觉得自己就是霸主了),才是被中原称为“蛮夷”的楚成王最无法忍耐和真正不服气的地方,同样是文明,怎么我的就“蛮夷”了?因此他不仅扣押折辱宋襄公,更用实际的“兵甲”武器彻底击毁“仁义”的力量,这中间与其说是国家争霸,还不如说是文明之争。而文明的傲慢,才是宋襄公错的离谱的根本原因,因为直到人生旅途的终点,他都不认为自己错了。当然这倒也怪不得他,因为这是他自己乃至整个时代甚至后人都难以真正意识到的错误。
而在其后的中国历史中,中原文明屡屡沦丧于蛮夷文明之手,这里面固然有各种原因,但文明的傲慢绝对是重要因素,这一点,以后的系列中我们肯定会一再提及。
这里要强调,“礼乐”制度和仁义道德,它们只是一种文明成果,本身是不存在对错的,只有在不同时代和个人身上,才会体现出具体对错来。比如在西周时代,正常情况下,所有人都是肯定要遵守的,谁一旦敢违背,就会遭受周天子的制裁以及其它诸侯的联合抵制,这时的“礼乐”制度和仁义道德就是一种正面的力量。而一旦到了“礼崩乐坏”的东周时代,周天子说话不管用了,各国诸侯也都无力抵制的时候,再坚持“礼乐”制度和仁义道德,就无疑是迂腐透顶了。从这一点来说,毛主席的评价,无疑是说“宋襄公是蠢猪式的”,而不是“仁义道德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无所谓蠢,到具体人身上才有愚蠢之别。这一点必须加以明确,这也是容易引起争议的地方。
而如何判断历史和时代的发展趋势,以及既有文明的傲慢与否,那恐怕就要回到“生存”这两个字上了。笔者斗胆妄言,在生存面前,文明并不是必须的,甚至于,看起来发展时间更长、发展程度更高的文明,反而对于生存是更大的阻碍,换言之,缺乏生存支撑的文明是极为危险的。这一点已为中国历史所明证,无论是“礼乐”制度还是其后的儒家文化,都在异族铁蹄面前无能为力,这不能不让国人深切反思。而忽视生存的文明,注定要被生存惩罚,对此大刘(刘慈欣先生)的著名小说《三体》更是反复强调。因此,文明必须建立在生存的基础之上并不可忘记这一根本初衷,由此再行判断它的趋势,或许就不会是无迹可寻了。
而中国*事史从“礼义之兵”到“诡诈奇谋”的作战方式的变迁,也正是“生存”这一根本内因在其中起决定作用,战争从此不再是高层贵族之间的“绅士般”的决斗或者过家家,而是真正的生死相搏,正所谓“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双方为了生存都不得不全面抛弃虚伪的“*礼”,实行“兵者诡道”。因此,泓水之战正是其中的分水岭,宋襄公以典型的正面愚蠢表现宣告了“礼义之兵”的破产,这就是它最大的意义。
回到宋襄公身上,他既然执着于既有文明的傲慢,那生存自然就会将他无情地淘汰,至于他愿意做殉葬者,那倒是他个人的自由。但宋襄公对于当前时代的启示却可能是极为深刻的,正如以前所说过,我们当前的时代是和春秋时代一样,都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大变革时代,对于既有的五千年传统文明和文化,“未来究竟怎么样,朝哪里发展,传统可能不仅不能给出答案,就连传统本身可能都是被变革的对象”,对此我们也要保持审慎和戒备,从国家生存和国际竞争的根本出发,对传统文明和文化进行相应的扬弃。起码下限不能像宋襄公一样,完全迷信传统,甚或者表现出既有文明的傲慢。要知道,越深厚的文明,负重越多,反而就可能越危险。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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